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将大幅下降至企业水平

来源：重庆晚报

核心提示：1月28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将试点。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下调至与企业一致。目前，超过千亿元的事业单位退休费令财政不堪重负。

1月28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人保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认真做好启动准备工作。

日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接受采访时称，国务院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今年正式启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而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

财政不堪重负[哦天哪，哦天哪~~~]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此次中央下决心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财政负担问题。

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近80%。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费总额仅为59.5亿元，目前已经远远超过千亿元。

与此同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职工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仍只有1080元，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的水平。

上述人士表示，一旦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那么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肯定会下降。

改革面临阻力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昨日向记者证实，目前该厅确实正在制定一个养老保险改革草案，肯定将会在今年施行。

由于享有国家拨款，目前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与机关公务员挂钩，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一旦改革会把他们拉到和企业职工一样的标准。

“可以预见，新一轮改革肯定仍将有更大的阻力”。上述接近决策层的人士称，这次改革肯定会对一部分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但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阻力，最终还是必须把机关公务员纳入进来，这样才能对所有人群实现制度公平。

各方质疑声起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公开后，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有网友发帖称：说的是“为了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制度能够衔接”，但措施却是仅“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企业基本一致”，“机关”呢？特权独享？改革设计者总是不愿从自我改起，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延缓发展进程，无益于和谐。

IP地址为117.74.*.*的北京网友直言：首先应该是公务员群体带头改革，与企业并轨，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先做表率。

看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后，亦有事业人员叹息道：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一夜回到10年前。

VOA：中共裂变新派别？“中毛共”拥毛批邓批中共

美国之音记者萧洵报导/一个名为“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织近期开始显露头角。这个背景尚不明确的组织利用网络张贴和街头传单的方式散发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该文以极端的文革语言，既对执政党30年来的改革政策大加挞伐，同时也谴责“精英分子”利用零八闲章“分裂中国 ”。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期极左观点有回潮趋势，但对这类思潮对执政党和草根阶层的影响力则有不同看法。

“中毛共”抨击今日中共

这个所谓政党在新年前夕利用网络空间散发“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据一些中文网站提供的消息，这个被简称作“中毛共”的组织在去年12月26号当天以及之后的一个月间，还把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印发成传单，在上海等大城市散发。

该组织在这篇文章把中共现政权称作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并说该政权在过去30年实施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

这份“告全国人民书”声言，“就凭他们彻底背叛‘四项基本原则’，以‘四个坚定不移’取而代之这一项，我们就造反有理！”

在这篇充斥文革式语言的文章中，作者将“修正主义中共”视为“反动组织”，说他们“引狼入室，出卖领土、领海、矿山、资源、银行、工厂、道路、桥梁、出卖民族尊严，把中共变为了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手打“假共产党”一手打零八闲章

该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说他两面三刀，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个组织声言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呼吁中国人民既要打倒“假共产党”，更要以签署零八闲章的“反动精英分子”为敌。

这类“拥毛批邓”的思潮并非第一次出现。过去中共内部曾有“老干部”多次以所谓“万言书”的形式呼吁现政权回归“四项基本原则”。但有关“中共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织背景尚不明确。

中国信息中心华子冈撰写的报导说，这个“渐露形骸”的组织是在2008年12月26号，也就是毛泽东的冥诞日成立的。该报导说，“近一个月以来，该‘共产党’在网上网下频繁活动，力图向中共普通民众推销其毛式共产党的理念和主张。”

中国信息中心的文章说，虽然这个组织的背景及其人员构成目前尚无准确消息，但对其文章分析可以看出，其起草者有着很深的文革情结，遣词造句及思维方式基本是文革风格，甚至是文革行文的复制和翻版。

不清算文革养虎成患

在北京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前不久“零八宪章”的面世，令中国国内的左派也产生了发言冲动。

他认为，中共则应当为出现这样的文革思潮回潮倾向负责。“实际上出现这种文革思潮的回潮，我觉得是执政党在几十年来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给自己所带来的一个恶果。”

查无此党?

章立凡认为，这个“告全国人民书”可能说出了中共党内曾经是高层的，而今则是“非主流”的一部分极左人士的想法，但具体到这个文稿的起草者，有可能来自草根阶层，甚至不排除是个别人杜撰出这样的一个组织。

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

法律学者贺卫方认为，这种思潮代表的一些人包括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因为文革的结束使得他们的地位不仅没有上升，而是下降了；此外，一些在文革期间实际上受害的人，却反而会对过去有一种复杂的迷恋情绪，这或许可以用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加以分析。

另一方面，贺卫方提到改革30多年来伴生的贫富不均等社会现象，助长了草根阶层这类心态的滋长。此外，甚至在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反资本主义观念的影响，对这样的思潮可能会有共鸣。

北京的独立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这类思潮的出现和执政党内部有着一种“难以解释的相关性。”他说，现政权内部有各种人，这个组织要反的恐怕只是其中一些，而不是全部。

刘军宁认为，出现这样的言论本身可能不是坏事。他说:“我也许不一定赞成他的立场，但是中国社会应当有这样的争论，允许他们发生，让他们争论。”

但是刘军宁承认，如果这样的论调占了上风，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民意官意：不回毛时代

贺卫方认为，中共现政权基本上不会改变现有政策方向，这样的思潮恐怕难有什么影响力。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看得到的情况是(它在)保持某种中立性。也就是胡(锦涛)说的既不要走回头路，也不要走所谓的‘邪路’。也就是既不要回到毛时代，也不要走改旗易帜的路。”

贺卫方说，极左思潮在中共内部，甚至民间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力。但是象这篇文稿以极端的文革语言表达出来，恐怕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仅会受到中共压制，也会引发民众恶感。此外，他认为改革30年来，民众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他们不会愿意回到毛时代。

左倾思潮抬头煽动利用穷人

而北京学者章立凡则对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左倾思潮的抬头趋势感到忧虑。他说，这个现象从去年以来就非常明显：网络上充斥着语言暴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这种情绪的煽动等等。

章立凡认为，生存状态恶化的普通百姓有可能被这类极左思想所利用。

“改革开放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而相反地他们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生存上的危机加重了。在这种时候，甭管是谁提出一个口号，都有可能被接受。当然作为中共几十年的教育，对毛泽东正面的宣传，在很多人吃了多年的‘狼奶’以后，就可能接受这些东西。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讓中國人知道我就是鍾祖康

鍾祖康 (Joe Chung)

由於我堅持本著常識與良知說話﹐我知道我得罪了無數人﹐尤其是中國人。過去已收過恐嚇﹐現在網上一些憤青更提議把我「搞定」﹐說：「他活著就是想中國不好就是想中國死」。過去我在香港時﹐已曾因參與民主活動或發表民主言論而一再失去工作﹐這讓我認識到﹐在一個傳統的華人社會如香港（中國更不用說）﹐老闆給你人工﹐不但買下了你的人身自由和尊嚴﹐甚至也買下了你的思想自由﹐從這點﹐就可見中國社會確是奴才溫床。這溫床沒有幾個中國人不趨之若騖的﹐但我卻極不安份﹐覺得做中國奴非常不爽﹐所以﹐我要反抗。由於中國人已經給我帶來極多麻煩﹐為了保護自己﹐過去幾年絕大部分我遇到的中國人或香港人﹐我都不會讓他們知道我就是那臭名昭著的鍾祖康。我只會讓那些外國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並囑咐這些外國人不要讓那些中國人或香港人知道鍾祖康就是我。魯迅曾說：「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 …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書信集‧答有恆先生》） ﹐對這我是謹記於心的。

為甚麼洋人難以理解中國人

鍾祖康 (Joe Chung)

曾向挪威政府人員講解中國問題，他們都一致同意，要了解中國很難。這我完全同意，非常同情他們。一個最容易了解的民族碰上一個最難理解的民族，真是很不公平。你要不是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你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但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的，還剩下多少是頭腦清醒的？非常少。他們許多都已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迷惑，找不到迷宮的出口。有的頭腦較清醒的，卻又礙於中國人的自尊，或怕被指為賣國賊，而不肯對外國人披露中國人最污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也許有一小撮活口是願意披露的，卻每因溝通問題或表達手法流於八股而效果不彰。我就對這些政府人員說，中國難以理解，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語言問題，而是一些備受許多人忽略的原因。譬如，中國的許多惡事的確太荒誕離奇，超過了正常洋人的接受程度，因而不獲重視或被質疑；其次是，中國人雖然在政治權利上是奴才，但在道德上卻是非常自由的人，極精於弄虛作假，口是心非，樂此不疲，是矯情虛飾大師，令洋人永遠與真相保持安全距離；再其次是中國人自己根本就不熱衷於被了解，也不太想了解別人。眾人都聽得目瞪口呆，說聞所未聞，非常精彩，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中國社會假中庸真極端

中國僱主刻薄僱員是出了名的，但被刻薄的僱員「多年媳婦熬成婆」，一天當上了僱主後也同樣會刻薄僱員，但這時他會說這是好員工的必要磨煉。由於老闆太刻薄了，上司也在刻薄老闆的壓迫下慢慢完全變態以淩辱下屬作宣洩，管理階層的人工與被管理階層的人工為了反映界限分明的階級也相差太遠，於是人人不管自己有沒有管理能力，也朝思暮想晉升管理階層，由「下屬」變成「上司」，又或深感「工字不出頭」，一有機會就想做老闆，不顧市場是否已經或快要飽和，結果每要將勤補拙，或勞動一家大小為一盤原本難以生存的生意無限度的付出，或因而「被迫」刻薄僱員以求生存。也由於中國僱主刻薄，許多僱員很容易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或妄想通過賭博（當中包括股市）發財脫離苦海，結果是由貧變成赤貧居多。中國人的政府要不是借維護自由市場之名任由僱主刻薄僱員，就是把自己建立為最大的剝削者，最大的奴隸主。所以，中國人的社會不可能彼此相愛的，只會彼此剝削，彼此欺詐，彼此揩油，彼此踐踏。挪威這裡跟傳統華人社會很不同，由於工作間不是互相踐踏的地方，而且人人的工資相近，所以絕大部分人絕不介意一輩子當一個非常有尊嚴的小僱員小下屬，一輩子腳踏實地做人；也由於上司不會也不容像典型華人公司那樣的淩辱下屬，以及管理階層的工資也與被管理階層的工資接近得多，許多挪威人絕不像傳統華人僱員那樣愛發主管夢，而是安於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崗位 ，並因而有充份時間將其所屬專業磨煉至爐火純青。譬如，內子以前在香港一所頗具規模的國際幼稚園做校長，當然是有權了，但她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教書，而不是行政工作，所以就轉去一所國際學校教書，在那裡只是個小僱員，但她覺得非常開心，後來那裡的挪威國際學校校長一職出缺，董事會一致認為她是不二人選，極有 耐性的一次又一次的敦請她出任校長，但她都婉拒了，除了因為她對行政工作興趣不大，也是因為我們一年多後就離開香港，她覺得這對學校也不好(儘管對方也不覺得這是問題)。這一切我看在眼裡，對她所代表的國家和文明無法不肅然起敬，我心想，若是華人，若是香港或中國一般學校的教師，誰不想做校長？誰不想要淫威？誰不想多一點錢？誰不想有免費寬敞宿舍？在中國一些人還可能利用這樣的一把手位置上下其手，賺取比正薪還多的外快。後來我來到挪威這裡後，看到內子的做法就是一般挪威人的做法，這樣的國家才是我要在此生追尋的。人雖不幸不能選擇生於何方，但老於何方死於何方，還是有選擇餘地的。可見，每個社會的許多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一個錯誤的，或自以為機關算盡的做法，很容易造成許多骨牌效應的惡劣後果，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後形成一個永遠不是讓人飽死閒死，就 是讓人做死或餓死的極端社會。若問，為甚麼那麼多中國人不論階級也會那樣瘋狂求財，那樣認真的互相祝福「恭喜發財」，會那麼願意「人為財死」的呢？原來在中國一旦淪為窮人會非常悲慘，而且政府也沒有做好國民的失業保障和退休保障，還有中國文化是建基於現世感官之樂的文化等等。但中國人不是最愛講「中庸之 道」的麼？

一箭中的深得我心

鍾祖康 (Joe Chung)

我以前就講過﹐中國人的所謂聰明多的是小聰明、小權謀。看熱鬧者多﹐看門道者少。今天難得讀到香港天地出版社副總編輯潘麗瓊在《頭條日報》的專欄中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她寫道：

「最近閱讀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他舉出北歐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反省和借鏡。」

「在挪威，其公務員之首即總理，月薪大概只佔六萬多克郎（即等於六萬多港元），而且沒有房屋津貼，繳稅後更只有四萬克郎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務員大約月薪有一萬五千克郎，繳稅後就約有一萬一千克郎，最高與最低職位的稅後收入相距僅四倍左右。」反觀香港，年薪九百萬的金融局局長任志剛不要說，就算是高級的公務員，也有座駕和司機、房屋津貼等。回望北歐，抱持節省和平等的觀念，連瑞典總理培爾松每天都會親自熨好當天要穿好的衣服，他說：「這些事我都是自己做，沒甚麼好奇怪的。」早前副局長風波鬧得滿城風雨，便因胼手胝足的巿民，驚覺這批「人民公僕」，翻一個觔斗進入政府，便可以聲價十倍，政治助理月薪十幾萬、副局長則廿多萬，多數比其本來的薪酬大躍進，和老百姓水平脫節。香港人要揹覑政府這個沉重的包袱，經濟衰退將臨，卻沒有完善的失業或退休保障。」

她能一手就抓住這個在這書中屬要點之一的北歐模式﹐可謂一箭中的﹐深得我心﹐儘管她對「冗員」的演繹未必如我所想﹐我一向認為香港政府部門最大問題不是人手太多﹐而是薪酬太高(特別是中高級官員)。憑經驗﹐我發覺要令中國人明白一些簡單好事物相當難﹐他們不是多疑﹐就是披金揀沙（而不是正常人的披沙揀金）﹐在瑣事上大做文章﹐對致命的重點就翻看十次也視而不見﹐反而那些人盡皆知的壞人壞事﹐他們卻能搜索枯腸找出其「偉大」的理由來。這又令我想起最了解中國人的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他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Intellectual Turbidity（「心智混沌」）一章中如此寫道﹕

「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任何想法都足以令他吃驚﹐因為他心裡真的對此毫無準備。他不明白﹐因為他根本不想明白。他要花上很長時間﹐才可以把他這樣的一個腦袋調動起來。他的腦袋就像一門架在爛砲座上面的生鏽滑膛炮﹐要拼命調整方向才可以對住目標﹐而最後還準是啞炮。所以﹐你若問他「你幾歲﹖」這樣一個問題﹐他就發楞的凝望著你﹐然後反問﹐「問我﹖」你就說﹐「對﹐是問你。」然後他就調動所有思考力來應付這個震盪﹐「幾歲﹖」「對﹐幾歲﹖」他又再調整焦點﹐問道﹐「我今年幾歲﹖」「對﹐」你說「你今年幾歲﹖」「58歲。」他答對了﹐現在他的腦袋轉動了。」(此乃摘自本人就該書之譯稿﹐觀看原文)

明恩溥這番在100多年前做的觀察幾乎完美了﹐但我從多年觀察﹐發現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很容易對任何想法﹐特別是已在文明國家行之有效的良方美法﹐感到吃驚的。

外賓可以看到中國的真貌嗎﹖

鍾祖康 (Joe Chung)

曾於中國外交部任職翻譯的吳吉平在其《中英會談風雲錄》一書中﹐就中國國技之一—弄虛作假—以翻譯員的身份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見證。原文如下﹕

下午參觀頤和園時﹐戴卓爾夫人還逛了一下附近的自由市場﹐花了十元錢從小販手裡買了一串葡萄。其實那些小販都是保安人員裝扮的。1984年我參加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時﹐在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展覽館外方也為列根安排了這樣一個「自由市場」。當時有記者問總統先生﹐中國的資本主義怎麼樣啊﹖列根答﹕「很興旺啊﹗」第二天回京﹐列根見到趙紫陽後興致勃勃地談起逛自由市場的感受。趙告訴他﹐「那都是假的﹐是他們弄好了騙總統先生的。」（第50頁）

此事在去年出版的 The Reagan Diaries（《列根日記》） 中也有提及(234-235頁）﹐列根說中方人員說是出於保安理由。似乎列根也不太介意﹐因為列根最有興趣的只是自由市場﹐特別是看到一個瘋子開始對吃糞慢慢失去興趣或已喜出望外﹐對於西方社會承托自由市場的基本道德倫理假設﹐也就是相信常人不會販賣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或糞水臭豆腐的道德倫理假設﹐大抵不是列根這類人的興趣所在。當時的《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Not even the customers were authentic. They were brought to the market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y gawked a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the whole time instead of buying or selling anything. What had been planned as a demonstration of capitalism turned out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display of putting on a show for visiting dignitaries. "（「連顧客都是假的。這些假顧客由政府官員送到這市場﹐他們整個過程只是呆望住列根總統及其隨從﹐而不是購物或賣東西。原本是示範資本主義的活動﹐變成一個做戲給來賓看的慣常動作。」）

當然﹐保安理由只是可以講得出口的理由（但奇怪在「腐敗」的自由民主國家反而沒有這樣的「保安理由」）﹐其他講不得出口的理由可包括不讓外賓了解中國真貌﹐讓外賓只看到一個體面的中國﹐特別是防止有不要命的中國賤民向外賓攔路告御狀。早前西藏騷亂期間﹐中國政府安排外國媒體參觀西藏時﹐看來由於在技術上不容易造出一批假和尚來﹐結果那些真和尚真的突然大哭起來﹐向外賓攔路告御狀﹐令北京陣腳大亂。可見﹐若中國政府不精心炮製這些假場景來應付外賓﹐ 確有可能釀成百家爭鳴﹐毀中國的穩定和諧表象於一旦的。所以﹐我一向認為﹐洋人要了解中國﹐不是非要去中國不可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就是當中的典範。

假如沒有住家傭工

鍾祖康 (Joe Chung)

我從來沒有請過住家傭工，因為沒有這需要，家務都不喜歡由別人代做，而且也覺得住家傭工是有損人性尊嚴的工作。我總覺得，一個社會若是廣泛使用住家傭工的，那多少說明這個社會依然是頗不文明的社會。今天歐美先進文明國家的住家傭工並不常見，一大原因在此。一個國家也許在過去盛行住家傭工，甚至奴隸， 但只要慢慢文明起來，就會連住家傭工也會慢慢淘汰。比如在挪威或其他北歐國家，住家傭工非常罕見，在我而言是聞所未聞，即使擁有兩間花園大宅、也有遊艇， 或生上四五個小孩的家庭也從未聽過有住家傭工，雖然他們幾千呎的房子可以容得下多個傭人房。這裡的人不用住家傭工，甚至包括奧斯陸的王宮也不用住家傭工， 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挪威人一般會認為住家傭工有損人性尊嚴；二是挪威勞力工作的薪酬不會像香港那樣低，而是跟勞心者很接近甚至更高；三是挪威政府或社會不會像香港政府或社會那樣容許僱主給予住家傭工那樣低的工資，若一個住家傭工以香港那樣的長工時計，在挪威起碼可得月薪3萬挪威幣（即4萬港元左右，即香港的10倍以上），這樣的開支是九成以上的挪威家庭所無法承擔的。因此，挪威人雖然有世界上最短的工時，但由於要事事躬親，花全歐之冠的時間陪伴孩子成長 ，忙得不得了。即使國家總理也是一樣，也要自己洗衣服、自己給庭園剪草、自己上廁所。因此挪威人懂甚多技能，開車、開船、育兒、烹飪、做麵包、做蛋糕、園藝、木工、縫紉、房子保養、水電維修、野外生活等等，都只屬雕蟲小技。一些人還會自製可開出北海的（木）遊艇，自建可媲美香港半山或山頂豪宅的（木）屋， 更誇張的，是甚至有人連建大屋用的木材也是自己到樹林砍伐並鋸成的。[欧洲人大抵如此。]可見，勞動力昂貴和平等精神也可以變成學習的動力，並且因而促使政府把社會政策改良至可讓國民有尊嚴地生活的水平。但香港卻停留在盤算怎樣可以請到一個靠得住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監控住家傭工的行為，怎樣防止菲傭在假日佔用過多公共空間， 怎樣可以從其他更窮國家引入更廉價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在不僱用住家傭工而依然可以生孩子，怎樣論證必須輸入菲傭是因為沒有香港人願意做這種厭惡性賤價工作，怎樣論證輸入外傭不會或會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以及爭辯是否繼續要這些住家外傭繳納外傭稅等等等等。結果這些問題帶來極大煩惱，極大爭議，但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是永遠沒有了結之日的，最後還是由沒有民眾認受性兼腦滿腸肥得天天在呻吟何不食肉糜何不生三個的當權者一錘定音。在一個錯誤的前題下，層層扭曲，一步步的錯下去，頭痛醫腳。這是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

洋人對中國人吃人肉少見多怪

鍾祖康 (Joe Chung)

小說《老井》的作者鄭義曾兩次深入廣西調查﹐記錄了武宣縣一帶在民革期間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寫成《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一書。英國著名記者吉廷斯( John Gittings) 讀過鄭義的著作後﹐深感震撼﹐並在其 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實的中國：從吃人肉到卡拉OK》）一書中寫道︰

"Did they really eat people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ny people interested in China asked me this question after a dissident writer from Beijing had made the claim...Former 'friends of China' in the West were particularly upset. So many of their illusions about the Mao era had already been shattered: could this possibly be true as well. The writer Zheng Yi had brought out some convinc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but there was only one way to be absolutely sure. That was to visit the town of Wuxian where the most horrific and widespread cases were claimed to have occurred."（「他們真的在文革時吃人﹖在那北京異見作家（即鄭義）說真有其事之後……許多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問我這個問題。在西方曾是『中國友人』」的尤感懊喪。他們過去對毛的幻想許多都已粉碎了﹐難道連吃人也是真的﹖雖然作家鄭義已經搬出了若干令人信服的文證﹐但要做到十足確定﹐則只有一途﹐ 就是去一趟那個據稱是吃人最兇最多的武宣縣。）(見英語原文193頁)

左傾的吉廷斯一向以同情中共知名﹐但也沒有對此事一笑置之﹐而是感到匪夷所思﹐好奇不已﹐於是他親身去了武宣縣一趟求證﹐懂漢語的他很快就碰上一個在政府做事的中年漢﹐那人就馬上向吉廷斯証實了確有其事﹐還向他指著當年若干發生過人吃人的位置﹐最後還不無得意地說﹕ 「我們吃的人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多哩。」（We ate more people than anywhere else in China）(194頁)。由這件事多少可以看到﹐洋人可能由於對中國歷史所知不多﹐是較容易受驚的。只要我們翻一翻《四庫全書》﹐就知道吃人肉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平常的事﹐我們的古代到近代的祖先都從吃人肉走過來的﹐那當代中國人吃人肉只是繼承傳統﹐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所以我是不會去肇事現場跑一趟才會相信鄭義的報導的。但那些洋人一般假設吃人肉只會發生於生番獵頭族裡面﹐不會預期一個自稱有幾千年文明和自稱文明第一的「禮義之邦」會是吃人肉大國。譬如﹐這裡的挪威人相對於中華民族簡直是化外之民﹐過去也曾是大賊﹐不做大賊後很窮﹐全國都是石頭﹐幾乎食不果腹﹐但幸好挪威政府沒有像中國那樣下海禁﹐民眾也有行動自由﹐婦女也沒有像中國婦女那樣纏足而得以活動自如﹐也無須像中國人那樣要永遠供奉祖墳﹐或「父母在不遠遊」﹐於是活不下去的佔人口三分之一的挪威人紛紛下船﹐西渡美國﹐讓過剩人口自行洩洪。我也稍作考證﹐並垂詢這裡的人﹐發現這裡即使在生活最艱難最混亂的時候都沒有爆發過人吃人的事件。

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鍾祖康 (Joe Chung)

過去我在香港38年的生活和對中國的觀察﹐讓我對中國人的人生非常失望﹐因此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有子女。絕不是討厭孩子﹐而是自問毫無把握可以在香港給孩子帶來幸福。一想到一個由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受苦﹐被欺壓﹐被奴役﹐被蹧蹋﹐被淩辱﹐要像我這樣過著半賤民和半奴隸的生活﹐也就是說﹐要像絕大部分中國奴那樣過生活﹐或看著自己製造出來的生命一天要跟大隊﹐要踩著他人的屍首以求存或向上爬﹐那種恐怖﹐把我對延續生命的人類原始本能完全殲滅。由於怕伴侶懷孕﹐我曾多次冷汗直流。

所以﹐過去幾年每當聽到那日薪逾一萬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蔭權不斷呼籲月薪大都不足一萬港元的香港人起碼要生3個孩子﹐加上他自己卻毫不盡力為父母生孩子製造最起碼的人性條件﹐我覺得曾蔭權真是卑劣至極的人。早前我刊出的〈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一文﹐也得到大批香港網友擊節認同。

此外﹐要是我有子女﹐也會令我因為顧及子女的生活費﹐怕失去工作﹐而不敢隨便「得罪小人」﹐批評那殘害我和其他無數人類的中國。

現在回顧那時的決定﹐我依然覺得自己的做法是極負責任的﹐但我犧牲了一個人﹐就是我的太太﹐那令我萬分抱歉。雖然我太太完全明白我的恐懼﹐她知道我也只是被這文化殘害才如此。

我現在較清楚看到﹐我是中國病態文化的產物﹐ 對人生非常灰暗﹐連延續生命的慾望也被扭曲﹐而她卻是對人生非常正面﹐對延續生命毫不猶豫的典型挪威人。我選擇她﹐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他的樂觀可以中和一下我的悲觀﹐並希望她能以其代表的極優秀文明﹐治療甚至拯救一個被極低劣文明所扭曲的人。無疑﹐中國人當中也有樂觀的﹐但中國人的樂觀多是無知所致﹐本身並無一令人有理由樂觀的深厚文明作承托﹐或如魯迅說的﹐「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十多億中國人當中會反省的萬中無一﹐在這世界上遇上有腦袋的中國人的機率本已極小﹐而她竟遇到我這樣一個深刻反省自己文化到不惜將自己推向孤寂的人﹐那真是她的無妄之災。

到了挪威這幾年﹐我對人生的中國式灰暗﹐才被這個了不起的文明以及我太太慢慢改造。我的確是一個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所以﹐要是有洋人問我﹐找中國人做配偶好不好﹐我一定會提醒他們：你的配偶極有可能要不是一頭很快樂的豬﹐就是一個會整天呻吟的人﹐好自為之吧。

【党国鬼话】论尽中国——做鬼不做中国鬼／钟祖康

「要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地方，说不定那地狱之门砰然打开后，他妈的原来就是中国。」

——钟祖康

◎钟祖康

●中国人爱说「生作中国人，死作中国鬼」，但中国人素质低劣，奴性根深柢固，有其人必有其鬼，中国人当了鬼也会劣性、奴性不改，因此死了也不要到中国鬼世界中去。

若有来生，还做不做中国人呢？有人说，若是做毛泽东、江泽民、李嘉诚、曾荫权或成龙之类的中国人，他们是倒不介意再来一次的，但要是只是做一般平民百姓，就宁愿万死一生躲进货柜箱偷渡去外国孤岛拾贝维生也不愿意了。但我个人最关心的，倒是怎样可以确保在死后的阴间世界不会碰到绝大多数的中国鬼。

去天堂之路也须「循序渐进」

　　人生在世的时间最多是一百年左右吧，无论怎样苦，怎样被奴役、被凌辱，还是有个尽头的，但人死后在灵界的时间会有多长，谁都不会知道，这是不可知的。要是走到阴间依然置身在中国鬼的世界，又碰到毛泽东、江择泯、胡绵踌、李棚、李首富、曾特首、香港江青一号二号等等数之不尽令你恶心却支配著你一生的人，还有数以十亿面目不清的中国奴胞，那是多么让人吐血的事。

那么，要死后得永生或极乐就难若登天，去天堂之路原本只要一小时，也准会被他们以「循序渐进」、「顾全大局」等为由而变得遥遥无期；争取一片独立净土的梦想，也必被他们以「阴间自古以来属於中国」为由而遭粉碎。我绝对不相信，那些奴颜婢膝、自私自利、财迷心窍和不讲逻辑的中国人，只要两脚一蹬，就会变成热爱自由尊严的中国鬼。

我始终相信「有其人必有其鬼」，每个民族或国家在阴间的表现也只会是阳间的一个翻版。鉴於中国鬼就像中国人那样趋炎附势、素质较低，在阳间呼风唤雨的人，生荣死哀、敲锣打鼓、由治丧委员会诸公扛著来到阴间的大抵也会获奉为王的。也基於以下理由，我相信阴间还是主要按不同民族而分成多个鬼域的：

（一）在中国地方出现的鬼怪幽灵似乎多属中国人面孔、穿中国人服饰或操中国话，在洋人地方鬼怪幽灵也似乎多属洋人面孔、穿洋人服饰或操洋话；

（二）就如中国人只敢打中国人那样，中国鬼似乎也只敢欺负中国人，不敢招惹外国人（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外国人）。香港一些人人都不敢入住的凶宅，许多外国人入住后也并无异样。

　　加上中国人对待鬼神的手法，如赏饭、贿赂、巴结、纵容、欺善怕恶、阳奉阴违等等，都跟中国人对待活人的手法如一，所以更有理由相信，中国鬼在中国人的训练下，也大多依然有著中国活人的劣质性格，所以与其他民族的鬼比较，中国鬼也会格外没品不文明。

中国鬼世界何以特别可怖？

　　中国鬼世界特别可怖，且不说是因为中国历代至今有高达数以亿计的「非正常死亡」，如内战连年、虐杀女婴、人为大饥荒和政治迫害等等。即使是一般得以「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其实绝大部份生前都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的过日子，都是在被压迫或压榨下含恨而终，「死不瞑目」者比比皆是，因此才有过半数人说来生不做中国人，甚至那些稍有经济条件的，特别是按理是最了解中国国情的高干子弟，今生就已经迫不及待不想做中国人，他们最爱自由民主国家的护照。

　　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自残文化：如「以死相逼」、「以死要胁」、「死谏」、「以死逼婚」、「以死来控诉」、「以死明志」等等，也大大增加了「死不瞑目」者的数目。

　　这无数「含恨而终」的中国人死后的灵魂必怨气冲天，不肯安息的，不是在阴间胡搞发泄，就是日日夜夜想著怎样跟活著的仇人算帐。人同此心，这情况即使在誉为人间天堂、有七八成人信奉路德宗的挪威也是一样。
　
　　在这里一个专讲闹鬼事件的电视节目中，通过专业通灵人的解话，和对当地历史的查考，总能发现闹鬼的地方要不是曾是大战时期的死人冢，就是有关死者死时有极大心愿未了。我看，在中国地方说见过冤魂厉鬼或称被其所缠的人特多（这点也可就教於有阴阳眼的朋友），并不纯是中国人特别迷信或心里幻觉所致，而是确是有许多中国人因为活得痛苦死得凄凉而阴魂不散，加上绝大部份中国人面对死亡时没有超越性宗教的协助，最可恨的，是儒家思想、铅汞之术、四个坚持、三个代表对於安抚濒死者也全告失效，从而迫使绝大部份中国人要直视生命终结之惨酷，以致在极度眷恋残生下万般无奈下极无尊严地死去。

　　凡此种种，都足以令中国人死后极有可能会变成令人十分讨厌的冤鬼或厉鬼。这样的鬼，不单我怕，一般中国人也会敬而远之，所以中国人大都厌恶住在坟场附近，宁愿在街头露宿也不肯入住曾发生命案的凶宅。在香港，有近千个无人问津的凶宅，市价暴跌，通常只有外国人或基督徒敢入住。

怎样可以避免在阴间遇到中国鬼

　　要想像一个地方的鬼会有怎样的性格，最好的方法自然就是看看这地方的老人活得怎样。於是我一次又一次细心观察挪威这里备受政府关怀的老人，特别是快要离世的老人，看到他们极少怨气，并不见有中国人「少壮不努力」就理所当然要「老大徒伤悲」的惩罚，也不见他们会刻意不惜工本、四出访寻仙丹灵药、隐世神医、或搜罗活摘人体器官以冀无限延长残生。他们都那样从容、无惧、有尊严，而且大多怀著宗教盼望告别这世界，反观无数中国人在老去、死前的凄清仓皇孤绝，在「安定繁荣」、「社会高度和谐」的气氛下，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大堆中华废话喧天之下被绝望包裹著暗暗死去。这里的人死得那样无怨无恨，难怪所谓闹鬼虽然也有发生，但比之中国还是非常罕见的。我就想，若能在阴间跟这些快乐智慧老人的幽灵在一起，就比跟许多中国活死人一起还有意思得多也安全得多。

　　但怎样可以避免在阴间遇到中国鬼呢？是什么决定人的灵魂寄居地的呢？我猜想，大概涉及以下的因素：死亡或下葬的地点、在世时所属国籍、所讲语言、所信宗教和近亲的所属国籍等等。於是，除了尽快做好各相关安排之外，我已嘱咐妻子和有关人等，如我不幸丧命於国外，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地方，必须把我的尸体运返挪威下葬。虽然，我也认识一些令我钦佩的中国义人，在中国鬼域那里可能也有我极想拜会的鲁迅，但这与我所认识和了解的中国人比较起来，只是极其稀有的例外，否则我会因小失大，后悔莫及；虽然，我的挪威语还远没有我的汉语那么好，让我可以在阴间随心所欲地跟挪威人沟通，但当我看到挪威这里的聋哑人士、伤残人士、难民所受到的待遇也远比中国人社会的健全人士好，甚至连这里一般动物、牲畜的权利、福利和尊严也明显比中国人社会的一般民众甚至所谓中产阶级好。即使是这里的二等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尊严也远比中国和香港的一等公民好。我就推想，在阴间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吧。凡事要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这就让我多少预见到：自己在阴间跟这些挪威人一起时最「恶劣」的处境，也不过如此吧。但在中国人的阴间世界，要是我坚持不指鹿为马、不吮痈舐痔、不洁身自爱、不识趣，坚持发表主子最讨厌的言论，在那茫无边际的时空，我非常担心，我的下场会比香港的笼民更凄惨。

　　以上的断想，有基督信仰的人当然觉得无稽，但一般在中国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人都不难领会。我有时想，要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地方，说不定那地狱之门砰然打开后，他妈的原来就是中国。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魇／钟祖康

“相比之下，对中国采取温情主义的洋人似较多。原因不难解释，一是洋人生来断断不会跟中国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没有受过中国本土政府的虐待，情况类似那些从想像世界中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二是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犹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三是洋人惯於反思，二十世纪经启蒙的洋人都每每为祖先曾侵略中国而感内疚，努力摆脱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因而相当乐於向中国示好，管不了这是自由还是独裁的中国。至於中国汉人有没有为自己侵略无数异族而有同样的反思和内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到兴趣的；要是洋人还要处处从百姓自由水平或统治残酷程度去审视中国，就很不容易满足他们为祖先赎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国示好之心就变得无处落脚。加之在八九东欧变天后出现了「和平演变」之论，也令人扪著良心或勉为其难与中国交往时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

——跟洋人沟通之难，就难在这儿。尤其：“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犹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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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警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魇／钟祖康

——相鼠论：作者的这篇文章发表时，中国的有毒奶粉和有毒饲料进入世界食品供应链的中国特色的阴毒尚未被人发觉，这篇文章如今读来，简直就象先知的预言……——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梦魇

◎ 钟祖康

● 前言：共产中国之冒升会否埋葬西方？中国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当上全球霸主，号令天下？这些问题已经令不少欧美人士忧心如焚。服膺现代文明价值的人也很难置身事外。

　 　出身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安．罗伯特 Andrew Roberts 在十月十九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痛陈，近来两个事件足以警示西方：尽管前苏联未能像赫鲁晓夫扬言那样埋葬西方，共产中国却大有可能做到。第一件事是中国首次成功送人上太空；第二件事是汇丰银行刚刚宣布会关闭其在英国境内多地的数据处理及电话转接中心，裁减四千员工，将中心迁往生产成本较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

罗伯特教授的警告

　　作者以极不满及不安的语调说，「中国醒来了，以其增长率，其经济规模预料到二○二五年就超过美国。而且，中国仍然相信英语世界的文明是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年代发展落后的元凶，因而仍对之仇恨不已。第二次义和团事件开始了...... 中国统治者本性残酷，手握两百三十万军队，邻国怕得有理 ...... 正如经济学家大都预测那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如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 ...... 沿海城市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制造了世界上最具本能色彩的资本主义人类。」并称，「一旦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龙头，世界就会变得非常不同和让人不安，而这看来到本世纪中就势有必至。当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帝国指挥棒时，起码还是有著同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价值观，还有美国是我们在战场上两度考验过的盟友。相反， 中国是现世最邪恶的国家之一。国际特赦在二○○三年年报里称，『（中国政府） 依然严重侵犯人权，某些方面更变本加厉。继续有成千上万民众由於和平行使自由表达、集会或信仰的权利而横遭拘留、囚禁。受害者被施以酷刑、虐待的事件仍然普遍...... 控制著西藏、二○○四年国防开支预计增加一成，不断吓唬民主的台湾、一队时而有妄想被迫害狂时而一派大国气焰的军队，还有维护北韩的核武发展，如此行径， 中国世纪实在难望和平』。」作者结语悲叹，「对我们来说，这世界若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所主导，当无异於邱吉尔警告纳粹一旦胜利后出现的『新黑暗时代』 ...... 一旦西方文明被中国的共产军国主义所压倒，悲矣。」

酷评中国者反得真相

　　也许一般中国大陆民众，甚至一般香港人都不会欣赏Andrew Roberts的坦白，而只会对其露骨的言论反感，觉得这只是一个典型大英主义保守派的门户之见，或是国外有组织反华势力的一员。但从几年来的西方舆情看，这种恐华情绪有增无减，而且从过去无数议论中国的洋人的往绩来看，似乎这样对中国较严苛较「露骨」的观点才比较经得起考验，反之那些对中国或中国政权满腔同情、谅解，处处唯恐冒犯中国的论调则每每错得离谱。前者最著名的莫如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大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他在其巨著《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x）中，力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人（sont neanmoins le peuple le plus fourbe de la terre），并从中国人生活艰难与独裁统治解释之，其高论至今盛行不衰，日久弥真；又如一百年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对中国人性格丑陋面的精到描述，至今还是无出其右；又如当今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Lucian Pye） 半世纪以来对中国问题一士谔谔，当世人在大饥荒、文革、四人帮、六四屠杀中目眩神摇时，他始终巍然不动，不为中国的烟幕所惑。

　　对中国严苛而见解独到的洋人中值得一书的还有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1926年）的作者Walter H. Mallory 和G. M. Wrigley，他们於二十世纪初踏足中国从事几年救济人道活动后即能明白一个无数中国人不肯承认、无数外国人不清不楚或不敢宣之於口的事实：「尽管不时 有人说中国是爱和平的国家，但其实它的内乱跟任何西方国家比较只有过之。当马克吐温说『杂乱的中国人难得一见』时，一定没有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情况。马克吐温大抵曾听过一些甚么中国哲学主静之类东西，他也许就是凭藉这种难得的幽默感，得享大名。中国人爱和平之说从来只是理想，按事实而论，从来只是高高置於理论层次，而没有放诸实践。中国各省从来都是时而起乱，反抗中央，叛乱、平乱，史不绝书。中国东征西讨，不亚於任何一个西方列强，汉人在公元前就已藉武力扩张，扫平异族，统治一片比当时罗马帝国还大的领土。」（见该书第三章〈饥荒的政治成因〉。）

对中国含情脉脉大谬不然

　　相比之下，对中国采取温情主义的洋人似较多。原因不难解释，一是洋人生来断断不会跟中国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没有受过中国本土政府的虐待，情况类似那些从想像世界中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二是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犹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三是洋人惯於反思，二十世纪经启蒙的洋人都每每为祖先曾侵略中国而感内疚，努力摆脱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因而相当乐於向中国示好，管不了这是自由还是独裁的中国。至於中国汉人有没有为自己侵略无数异族而有同样的反思和内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到兴趣的；要是洋人还要处处从百姓自由水平或统治残酷程度去审视中国，就很不容易满足他们为祖先赎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国示好之心就变得无处落脚。加之在八九东欧变天后出现了「和平演变」之论，也令人扪著良心或勉为其难与中国交往时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

　　在这批对中国含情脉脉的洋人中著名的有伏尔泰，他厌恶天主教教会的野蛮和干政，所以看上了彻底世俗近乎反宗教的儒家和宗教人士完全不成气候的中国政治，显然他无法想像举国无神的灾难后果，以及宗教人士暨全体平民在中国均属帝皇附庸的万马齐瘖惨相。罗素Bertrand Russell则以左倾知识份子为职志，处处从反思祖先对中国的罪孽来理解中国，对他个人而言这是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活动，但对目力不深的国人可以是糖衣毒药。至於斯诺（Edgar Snow） 、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和早年的谭若思（Ross Terrill）等一大批甚至曾死力拥护共产中国的人，除了是因为受到左派或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理想主义所驱使之外，一个很重要而被长期忽略的原因是， 这些出身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人｜尽管他们的知识份子身份每每也令他们变成反基督教或无神论，根本不可能想像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那么热衷於弄虚作假和砌辞狡辩的民族，不相信凡人可以坏到这个地步。人坏到超乎文明人的想像能力，就很容易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很难受到公义的制裁。然后炮制种种洗脑奇技，令自己立於不败之地。从辜鸿铭的排外怪论到《中国可以说不》的仇外歪论依然深得大陆人民钟爱，就可知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全球唯一可以依法压榨九成国民让一成国民富贵的国家，也是全球依法践踏工人权益最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可见的未来都大可以依法将生产成本压低到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也因此才可以在逾三亿人人均年收入低於两千人民币、一亿人未能温饱的悲惨世界下花上千亿元於太空研究，这些太空研究於政府形象、军事发展或侦测疆独、藏独、台独以及异见人士活动或大有帮助，但对改善民生、民权则不见明显效益。

中国国情特殊西方难与匹敌

　　毕竟，今天的中国，正如笔者所断言，由於长期受重创，现在只是一个四肢发达但尚在儿童心智阶段的异形巨物，[这话跟我说得一模一样。]因此今天中国之冒升，也只是主要在其军力、总体经济力，而决不是指全体平民的智力、权力甚至经济力。所以，安．罗伯特的忧虑恐怕不仅是英国人的忧虑，任何信奉现代文明价值的人都难免感到不安，因为小孩子的玩物应是奶嘴、洋娃娃、假毛毛虫，而不应是会杀人的真刀真枪。

　　然而，我们倒不必惶惶不可终日，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不是那么直线的。譬如中国的黑死病并没有摧毁欧洲，反而为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求之不得的上好条件；譬如甲午战争令台湾和韩国得以摆脱中国，最后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又如中国政府过去二十年强行收回香港过程中的所有标榜爱国爱港、维持繁荣稳定的举措结果都是适得其反，逐步将香港送上死路。中国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当上全球霸主，号令天下，为中国的「动物农庄」取得ISO国际认可？还是不妨审慎悲观的。

（钟祖康：香港政论家）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来点儿科学依据

作为这个流氓国家出生成长的一员，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至少自己是智不如人。我一直觉得这是流氓国的教育在我身上造的孽，现在看来，说不定是有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生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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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大白话：中国人为甚么这样蠢？／钟祖康

相鼠论：从北京奥运上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相貌看来，当代中国人在童年时中了铅毒和成年后在食物中慢性中毒者的数目可怖地惊人。这和我近年在加拿大见到的最近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的脸上的神色十分相符；这是当代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越来越趋向反向蜕化的一种可在外表上看得到的代表性现象。


　　中国为甚么两千年来反复沉沦？长时间无法解决许多文明国家不成问题的问题？中国人为甚么会奴性如此深重，崇拜一个又一个实属十足无赖流氓杀人狂的东西？中国其病安在？

中国蠢在小聪明大权谋

　　过去，我致力从中国的地理位置或思想垄断等因素思考中国的没落问题。近来我发现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重大视角，就是中国人很可能是一个比较蠢的民族。我说的蠢，不仅包括呆头呆脑，也包括损害整个社会福祉的个人小聪明或大权谋。我发现，国人之所以蠢，不仅是因为中国统治者两千多年来一直奉行如余英时教授所说的「反智论」，而是，中国人很有可能生理上的智力发展存有重大缺陷，以致做出了诸如把女人的天足捆绑了一千年，将止痛药阿芙蓉（后称雅片，再后称鸦片）当饭来吃，不断以加高两岸大堤来解决黄河水患，以至当前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至一一六点八六比一百之类旷古绝今的荒唐事来。据闻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全球最脆弱的，极易伤害，揭发中国人蠢是很敏感的事，决不能假手於洋人，否则会引起种族岐视的轩然大波，情况或跟中国人只接受中国打中国人那样，所以笔者感到责无旁货。

中国儿童血铅含量惊人超标

　　近年我阅读了大量关於中国大陆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报告和新闻报导，其中一项关於中国儿童的血铅含量（blood lead level），最令我震惊。中国当局经过多次检验，一致发现中国城市儿童的血铅含量高得惊人，中国城区平均约百分之五十二的的儿童中血铅含量超标，有的地 方如广州、深圳更高达七至八成。而在先进文明国家，铅中毒的儿童最多不会超过几个百分点。铅中毒最大的问题是，脑部发展会受破坏，智力发展不良，精神涣 散，无法专注学习，有的会有过度活跃症。犯罪行为与血铅含量也甚有关系。血铅含量对儿童的祸害大於成人，原因是儿童的脑部尚在发育，智愚待定。

　　有关中国儿童血铅含量研究显示，儿童体内大量的铅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本身也是铅中毒的母亲，其次是空气、食具、食物，玩具、室内装饰等等。国人育儿历来讲求天生天养（其实是自生自灭），婴儿尚且可以成为席上珍、壮阳补品，儿童的身心健全、智力发展、正常学习的问题就难免有曲高和寡之虞了。

　　难怪，无数中国儿童学习迟缓，长大后如李鹏那样的一脸呆相，中国学者每每要离开中国才大放异彩，甚至勇夺诺贝尔奖，看来不尽是因为中国教育资源不足或政府长期控制思想所致，也是由於国人脑部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破坏而无法健全发展。美国疾病及预防中心年前比较了中国大陆领养儿童抵达美国时和抵埠一个月后的血铅含量，发现所有受测试者已从严重超标降至接近美国儿童的水平，可见血铅含量在干净环境下即迅速下降，这多少解释了许多大陆学生或血铅含量偏高地区包括香港等地区的学生去了血铅含量偏低地区求学后，往往有脱胎换骨的表现。即以笔者的个人经验，不才自逃离香港深水步移居血铅含量超低地区兼环保胜地挪威以来，也感到头脑思想比以前更清醒、精猛、敏锐，更能集中精神，开始领略清洁环境和高度文明发展的关系。

　　但令人沮丧的是，虽云血铅含量可以降低，研究显示，早年铅中毒患者（特别是妇女）即使他日康复，体内的铅很可能会永久藏於骨头里面，成为日后诞下「毒婴」的祸根。

以牺牲智力为代价的国粹

　　中国人血铅含量特高，似乎不自今日始。中国文化中有几种国粹，其实令中国人的智力付上了惊人代价，大抵也是太蠢之故。那就是青铜器，炼丹术和铅釉陶瓷。

　　中国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这段所谓青铜时代，制造了大量青铜器，炼制方法是将铜、锡及大量的铅混和起来，中国古代青铜器铅含量高，从百分之一至三十不等，藉以降低青铜的冶炼温度，并令溶液柔化以利加工。青铜器不仅广泛应用为生产工具，也普遍用作食具、酒器。这是中国的青铜器发展跟西方的青铜 器发展一个不同之处。青铜器由於是贵重器皿，在中国主要是贵族阶层或富贵人家的玩物，在历朝的皇宫都是主要的装饰和食具。可以推论，青铜器对於抑制中国统 治阶层的智力，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另一个国粹是道家的炼丹术。所谓丹，就是将水银、铅、丹砂、硫磺、锡等人体毒药共冶一炉，哄骗蠢人长生不老的不学无术。故炼丹术又名「铅汞之术」。就如常人忽视妇女缠足、长期宵禁等中国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那样，对於炼丹在中国历史上规模之大，破坏之巨，国人也是不甚了了。中国人在儒家的思想教育下，缺乏了一种超越现世、令人怀著盼望离开尘世的宗教，结果极度厌恶、恐惧死亡，眷恋现世，哪怕是似人非人的苟活，也不惜一切以冀无限延长。炼丹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占据了整个统治阶级和文人雅士的心灵，也因而令他们吞下了大量铅和水银，不但破坏了他们的智力、学习能力和脾气，也令许多人包括皇帝赔上性命。

　　鉴於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权力极度集中，代表全中国人民思考，他们智力受损，对中国破坏极大。

中国有毒铅釉陶瓷铺天盖地

　　中国自汉代兴起铅釉陶瓷，成就了唐代的唐三彩，和中国的琉璃文化，却甚少国人关注铅釉对人体毒害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技师、釉工因铅中毒而早死，或在绘图期间中铅毒弃世以致留下不少待完作品的惨事，恐怕也是许多人闻所未闻。中国的铅釉陶瓷文化一直祸延至今，今天中国大陆的铅釉餐具，俯拾即是，「毒碗」满天飞的报导不绝於闻，香港的廉价陶瓷餐具十九来自中国，也算是有祸同当。国人买食具重价钱、色泽或耐用与否远多於安全，不会考究这是劣质铅釉彩，还是安全而略贵的釉中彩、釉下彩。国人嗜茶，但古来多少茶壶茶杯以铅釉制成？今天则连茶叶都有铅了。英国人同样嗜茶，但早在二百五十年前就有人看到并解决这个问题。嗜茶的医生Dr Wall想向穷人推广品茶，又担心铅釉茶具的毒害，於是致力研究，卒以皂石soap rock 制成无铅的白磁，创立今负盛名的Worcester磁器厂。但在中国，只听闻玩物丧志的警告，却甚少人将嗜好与知识、科学结合起来，至於有闲阶级关心贫民 死活，则属多管闲事。而且，从中国的独裁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长期有效压制民众智力发展，使之贴服如羊，不违国情，不正是求之不得的愚民妙法？

　　中国人口之劣质，已不再限於「东亚病夫」（全国乙型肝炎带菌者已超逾一亿两千万！），也在其智力缺陷；「黄祸」的含义已不仅指中国向外倾倒劣质人口，也扩展至倾销劣质害人商品。中国的毒铅文化并不以此结束。过去中国妇女嗜服铅粉（即宫粉或胡粉）去胎，大夫以铅粉治病，美人揽著铅制的青铜镜或铅镜，以铅粉扑面，「夫铅黛所以饰容」（见《文心雕龙》），中国妇女一天不洗尽铅华，实在很难清醒。自然，古人「以镜为鉴」，也有越照越蠢的危险。

（钟祖康：香港时评家）

原载香港《开放》月刊

庐峰：英镑再下跌英国不会成为另一个冰岛

英国就算真的“破产”，法国就算“骚乱”，日子还是比“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好过。这一点，中国媒体永远不会说。批评与自我表扬是他们党一贯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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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过年前英国公佈新一轮挽救银行的方案后，英镑汇价像服了泻药一般迅速下跌，兑港元跌至十点五元的多年未见低位。有分析师认为英镑汇价低处未算低，有学者更担心英镑大幅下跌会令英国步冰岛的后尘，成为另一个濒临破产的西方发达国家。

英国的经济状况当然不妙，英国政府动用数以千亿英镑救银行、救经济也肯定削弱了英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并令英镑价受压。但英国是有家底、有经验的老牌经济大国，即使英镑真的进一步下跌也不会令英国出现冰岛那样的危机。

不少人都把汇价强弱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前景挂钩，以为汇价显著下跌等同经济步向灾难，等同经济将一沉不起。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对发达国家来说，汇价下跌往往是让经济从衰退不振转为复苏的重要一步，反而价高企或人为的托住高价对经济伤害更大。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财政部为了捍衞英镑汇价，不惜把英镑汇价重新订在一次大战前的水平，令英镑突然升值百分之十以上。结果，英国货出口大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更特地写了一篇名为"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Churchill（1925）"，严词批评当时任财相的邱吉尔的决定。

到九十年代初，英国保守党政府为了守住欧洲率机制，令英镑汇价长期维持在不合理的高水平，拖累英国经济及楼市，并造就索罗斯狙击英镑的机会。直到九二年九月英政府被迫放弃欧洲率机制，让英镑在短时间内下跌三成，英国经济才重现生机。

当然，英镑汇价若果像九八年的印尼盾、南韩圜那样无止境下跌或大跌九成是会对英国经济有不利影响的。但正如着名经济学者克鲁明在"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中指出，不管是外炒家、狙击手或投资者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货币是有不同标准、不同做法的。新兴国家只不过稍为入不敷支就会面对洗仓的局面，币值短时间内大跌八、九成，并且难以翻身。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之类不管债台如何高筑，她们的货币顶多逐步下跌两、三成就止跌回稳，不会出现灾难性下跌。

更重要的是英国是美国的最重要经济伙伴，伦敦、纽约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英国经济一旦崩溃，对美国及西方经济影响是难以想像的。换言之，英国是"Too big to fail"（不能倒下的巨人）的典型，即使白高敦再出重招，再出巨资救市，也不用担心英国会重蹈冰岛的覆辙。

近来瘟爷爷有点发骚的快感

我是衷心希望瘟爷爷能对法国等国评头品足、“干涉内政”的。大家把事情全放到桌面上，在双方人民那里都完全公开，彻彻底底谈一谈——那就是共军的死期了。也许同时也是萨柯齐老师的死期，不过这无所谓，因为萨老师本来就是必死无疑的，到时候必须滚蛋的，他就是抓破脑袋也没法获得共军那样的窃国权的。

瘟爷爷说：昨天法国的大罢工是「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说得何等好啊！同理可知，4月7日巴黎人民对火苗的抗议，正是对萨柯齐政府应对东躲危机迟缓软弱态度的抗议——事实也的确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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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他国内政不寻常：温总批法应对危机不力

明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外访期间罕有公开评论外国内部事务。他30日在讲话期间，指法国日前发生的大罢工是当地人民不满「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有北京学者认为，温总公开负面评论法国内部事务，显示目前中法关係仍相当差。

　　温家宝30日在比利时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会见当地华人华侨及留学生。他讲话期间主动表示，「听说法国大罢工的范围相当广」，是因「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力」，这是对「我们领导者的决策力和行动力的考验；面对金融危机，必须要有信心、勇气及迅速果断的措施应对。快了，就可以事半功倍，慢了，就会事倍功半。」对于温家宝这番话，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官方传媒并无报道。

　　学者：评论法国内政不寻常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係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温总公开评论法国大罢工并不寻常，唯一原因就是中法关係自萨尔科齐上台后急剧恶化，这次讲话跟他日前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不点名指美国政策错误是国际金融危机祸因性质不同，因金融危机是国际关注议题，法国罢工则是纯国内事务。他表示，长远而言，中法关係非常重要，「对法国的内政还是少评论为好」。

　　上月6日，当时的欧盟轮任主席国、法国总统萨尔科齐不顾中国反对，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会面，中国临时取消原定出席的中欧峰会，而温家宝今次欧洲五国行程也不包括法国。本周二，法国总统府也取消了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酒会。

“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童鞋们，别咋呼了。你们的逻辑和共军背道而驰，你们的提议就是指望共军乖乖地自己交出窃国权，这叫作与虎谋皮。换了谁当官，都会坚决抵制你们的反动言论的。打江山吃江山，是我们共军的信条。现在，一切都是共军的。我们共军从不定义什么是我们共军的，因为一旦定义，就有东西不是我们的了。我们不需要定义什么是我们的，于是一切都是我们的了。你以为你是你的么？错，你也是我们共军的。就连还没出现的东西也都已经是共军的了。要我们共军放弃这样的地位，你们以为深通韬略的共军傻子啊？

89以后，共军就喝断桥梁水倒流，过河只准模石头了：都他妈少罗嗦，不争论！想要里格楞，放马过来的便是，就不信碾不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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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作者：朱健国，转载自“凤凰论坛”


谁也没想到，被中国政府定位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度启动内需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却引来了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的启蒙新潮。

王鲁湘重出主持世纪大讲堂

风起于王鲁湘主持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为从学术上解读“四万亿救市计划”如何影响中国，《世纪大讲堂》在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先后三次开讲“中国经济如何闯关”。不料“正打歪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一路讲来，虽然话题不同，路径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却首尾呼应，由浅入深，“英雄所见略同”地论证了“中国政府非法剥夺了百姓许多财产利益”，以致国富民穷！下一步改革当从“百姓向政府讨债”运动开始。

本来，王鲁湘编剧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电视布道者 ”风采，随着他在“*（2+2+2）·（2+2）风波”后关押九个月，已消失了近二十年。但近日人们又从他主持凤凰《世纪大讲堂》节目看到，王鲁湘“涛声依旧”──如果王鲁湘不将《世纪大讲堂》升华为“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一流学者绝不会登“堂”，若是王鲁湘在主持时不是不避敏感，抛砖引玉，推波助澜，画龙点睛，演讲者也难以无所顾忌地直言不讳。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启蒙新潮有幸“风起于凤凰之末”，应该深深感谢王鲁湘与陈志武、盛洪、李炜光四人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盛洪启迪百姓向政府追讨租金

二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亮剑《世纪大讲堂》，演讲《追寻流失的全民财富》，发动百姓向政府追讨“自己的租金”。面对王鲁湘的提问：国有自然资源租金谁在占有？流失的全民财富究竟有多少？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归公，租金归谁？谁动了我们的租金？动了多少租金？信仰被动摇，公平被摧毁，问题缘自何处？又该如何解决？

盛洪无畏地答覆：

一、宪法的漏洞──尽管宪法规定国家的自然资源租金应该为全民共用，任何团体和个人使用国有自然资源必须付出租金，但宪法的漏洞又使国人无法分享自然资源租金。中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其使用权、收益权、甚至处置权却极其模糊。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本应该属于国家由全社会共用的自然资源租金，却变成了被少数人（利益集团与特权者）“合情合理”的拿走。

二、“跛足改革”流失租金上万亿──因为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所以百姓失去了自己应得的巨额租金。计划经济时期因大锅饭而只有利润无租金概念。但实行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从一九九三年以后既不交利润也不补租金，结果每年私分应该由百姓共用的各种租金上万亿：如二○○七年，国有农场地租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三亿元，中型以上的国有矿产企业地租大约是一百七十亿元，石油企业少交了三百二十一亿元的矿区使用费......还有煤炭资源租金，城市国有土地租金，国有工业企业的土地租金，国有建筑土地租金，国有矿产资源租金，国有自然景观的资源租金，国有人文遗产的租金（如兵马俑、北京故宫等国有的人文资产），这些理当百姓分享的租金都被特权利益集团私分了。

三、四大恶果──这种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是让一部份特权者无偿占有全体人民的租金利益。非产权所有人占有产权所有者的利益，这一巨大腐败带来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动摇整个社会对公平的追求，颠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掩盖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第三是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最终使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创造了一个拼命阻碍改革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

四、救治之方是“收租减税”──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叫做“收租减税”。全国的自然资源租金每年高达上万亿，相当于国家ＧＤＰ的二十五分之一（百分之四），也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二○○七年水准）增长百分之二十，这就可以通过减税来让百姓分享这一租金：永久性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手段。所以老百姓现在应当先逼政府向特权利益集团收租，然后再监督政府公平减税，以此还利于民，让百姓收回自己的租金。

陈志武要百姓向政府追回产权

二 ○○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走进《世纪大讲堂》，通过质疑十一月初中国政府公布的“四万亿元救市计划”，提出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开展一场“民有化改革”：将所谓的全民财产以“设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化方式还给百姓，让每个中国人新增六万元人民币的消费力。陈志武的“民有化改革”，将盛洪的“百姓应该向政府追讨租金”论引向了更深广的领域：百姓既要追回租金，也要追讨本金由自己经营。

陈志武的主要论据是：

一、中国的ＧＤＰ实效只有美国标准的一半──中国政府二○○九年经济增长目标是保百分之八争百分之九，其实这只相当美国等西方国家ＧＤＰ增长率的百分之四。因为美国财富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都是属于私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同步同等；中国则相反，中国资产绝大部份在国家手上，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百姓才可能新增内需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二○○九年保百分之八概率很小，因为四万亿里面，有两万亿基本上要留到二○一○年才花，二 ○○九年年底可能花掉的两万亿人民币，只可以转变成六千亿到八千亿人民币，只可能增加明年的ＧＤＰ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二○○九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会在百分之六左右。如此，这次“四万亿”尽管用意不错，但效果不可能理想。

二、“国有与全民没关系”──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把所有私人财产，都归为公有国有，希望建立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多年来，老百姓没有感觉到“全民所有”对自己的实际好处，只觉得“国有跟全民没关系”。以现在中国国有资产七十九万亿来计算，每一个中国人有六万块钱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但这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却并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后果。除非来一个将这种全民所有制变为私有制的“民有化改革”，把这些国有财产最终的产权，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型──由政府投资消费为主变为个人投资消费为主。

三、用“四万亿”为全国人减税免税──换一种思路，试行将“四万亿”由政府投资大型工程变为用“四万亿 ”为全国人减税免税，其给ＧＤＰ带来的增长贡献，一定会大于原计划。比如说，用“四万亿”给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二○○九年免税一年，效果也会大于单纯政府投资建大有工程。这两项加在一起，大概会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平民家庭节省三万亿左右的税钱。这三万亿流到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市场消费，能够带来更多的新ＧＤＰ增长。由百姓去做投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投资，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转向消费带动增长，真正彻底改变 “大政府小国民”，真正启动以民间消费为标志的有效内需。

四、“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可以从一组资料看中国“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先看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年的变化：一九五二年，中国民间消费占ＧＤＰ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八年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可见虽然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大政府小国民”弊病不但没有减小，而且在继续恶化！而中国政府的消费呢，从一九五二年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现在百分之三十，扩大了近一倍！而美国政府财政开支和财政税收，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到二○○七年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见，只有尽快进行“民有化改革”，才能真正限制政府高消费之腐败。

五、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中国“大政府小国民”这两个趋势是越来越强？关键是没有进行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政府的征税权和加税权财政开支做一些实质性的制约。从这一角度理解和宣传民主宪政，要比空洞地说“三权分立”更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李炜光鼓舞百姓抗苛税

在三场“百姓讨官债”启蒙演讲中，李炜光的“鼓舞百姓抗苛税” 最为让百姓喝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让《世纪大讲堂》掌声雷动，其“近观中国税改”的演讲，揭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仍然深陷苛税苛政深渊之真相。让百姓夜不能寐，枕戈待旦。

其华彩乐段是──

一、四万亿改变不了中国苛税危机──现在国家出台“四万亿”也好，地方上要出台十八万亿也好，其实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富民穷的状态。二○○七年中国ＧＤＰ达二十四万亿，但政府拿走九万亿至十万亿，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世界少有的高税赋！征这么多的税，社会保障还是不理想，城乡差距还是日益扩大。人们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阳光，而政府却把钱奢侈地用在了自己身上。

二、苛税危机逐年加重──中国的税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一直在进行，但中国税制改革始终有三个严重错位：第一，税制改革的结果是政府受益多，民众获益少── 一九九五年以来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二○○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直到二○○八年上半年，还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使到二○○九年一月，全国一片“企业倒闭潮”，但各地税收仍然再超历史）。然而民众享受的福利却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明显地改善，这就导致中国目前还有二点五亿人没有购买任何医疗保险，享受不到任何公共财政给他提供的服务，另外十点五亿人虽有保险，但保险的质量不高，各种服务不到位。

三、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最近政府公布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只有四百亿，可见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严重不足。很多国家三岁以内的婴儿，奶粉是免费的，甚至连玩具都是免费的，我们这儿却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钱买，而且买不到安全奶粉。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把责任推到企业。

四、现有税制结构对富人有利──中国现在建立的税制结构，是对富人有利，而对中等收入者和贫弱者不利的。中国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收入差距在一九九五年是十三倍，到二○○六年上涨到了二十一倍，多年的税收改革不仅没调节贫富差距，反倒加大了差距。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人民，税前收入能够差到十几倍，但是征税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准只相差三倍、四倍了。

五、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无益耗费就是腐败，财政资金的使用如果要是没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的话，就更多地变成官员的个人行为，必然形成腐败，权钱交易。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

六、增值税对中小企业伤害极大──它的征收率比较高，又不能像一般纳税人享受抵扣，所以金融危机一来，先倒的是一批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对社会贡献很大，安排着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中国的就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小企业安排的，它们创造的税收占到整个企业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之所以倒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税制一直坚持苛税苛政。造成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所以中国今天才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困难。

七、“国需论”严重错位──中国税制坚持苛税苛政的源头在于，一直以“国需论”作为征税或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征税的主导者全是政府，纳税人不能监督使用。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八、中国的税多是非法之税──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今天仍存在，今日中国的税制改革没有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中国的税是在法上而不在法下，国家的税收立法，二十多个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经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的税种都没有经过人大立法，都是政府自己出文件、立条例就大征，民主监督控制完全不存在。

九、中国至今只有交税人没有纳税人。纳税人跟交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纳税人除了有义务之外，他还有权利，可跟政府讨论这个税怎么征，有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还有不赞同纳税的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问责政府。这一弊病，是因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出纳税人的权利，只在《宪法》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提权利的问题。因此，必须修宪避免税收成为“国王的钱袋子”，保证纳税人交税后能得到公共服务──税收必须要有“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便利原则）”。

李炜光的演说让百姓如醍醐灌顶：一个先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轻税的社会，而一个苛税的国家无疑是专制之国。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皆因税太重了，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赋税徭役苛政所致。[错！！！这位老兄还是读不懂那三位的意思。]而解决苛税问题，除了代价太大的“农民起义”，还有一种低成本办法，就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大宪章》，让财政税收民主化，法制化，让国家在人民的控制之下，合法征税。如若中国人不想重蹈农民起义带来剧烈社会动荡的悲剧，就应该以非暴力方式抗苛税苛政，逼政府建立宪政。

一场以抵制苛税的“百姓向政府讨债”新潮流，正在从《世纪大讲堂》涌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动着亿万百姓！这一“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使中国群体事件向更理性、更务实、更深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从经济角度促进宪政改革”，白发老军人也加入集体维权大军的新高潮。[此人深受裆文化沾濡，改不了口了。]

VOA：中国保八？温家宝说行 外界怀疑

记者： 木风
华盛顿
Jan 29, 2009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三开幕。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讲话，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恢复市场信心。但是新的调查显示，全球各国的企业主管对经济前景正在失去信心。而专家们对北京今年保八的承诺依然持怀疑态度。

困难但可以实现经济增长8%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特别致词，是这次年会第一天关注的焦点。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之际，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较快增长为全球所关注。温家宝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多方面措施争取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不过，他也承认，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要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

“实现8%的目标是异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以达到的。”

温家宝提出的理由包括，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央采取了大规模的全面经济刺激措施。

信心是关键

不过，温家宝特别强调，恢复市场信心对战胜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非常关键。他说：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这次危机，要靠信心、合作和责任。坚定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信念的力量要远比想象的更为强大。国际社会和各国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

全球企业主管多缺乏信心

就在温家宝讲话前不久，著名财务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公布了全球企业主管信心调查。调查显示，世界50个国家的大部分企业主管对目前经济状况和前景的信心大幅度下降。

在接受调查的1124名主管人员中，对今年企业收入增长表示有信心的人只占13%，约1/5，比去年的36%减少了一半。多数企业主管认为，世界经济在三年内难以走出衰退。那些认为三年后能够恢复增长的人只占大约1/3。而在去年的调查中，他们所占的比例是42%。十分之七的企业表示，他们的企业将会受到信贷危机的影响。70%的企业说，公司准备推迟原定的投资计划。

中印企业比较乐观

不过，从地区上看，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对经济前景的看法要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更有信心。前者所占比例是31%，后者是15%。

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在达沃斯年会的第一天就得到了反映。媒体大亨默多克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危机还在恶化。”“如果局面可以扭转的话，必须有非常大的动作。我认为，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谈到美国和世界 盆盆冷水相继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对金融危机很快出现好转也不抱希望。他对美国新政府准备推出的建立一个管理不良资产的银行的设想泼了一盆冷水。他说：

“政府总是在处理垃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设立不良资产银行)只是又一个例子。问题是，如果私人部门管理不了这些垃圾资产，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政府经营的银行就能够管理得好一些呢？”

美国投资专家索罗斯也参加了这次年会。他表示，这次的问题广泛性大大超过了30年代。“形势还要继续恶化。”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以发表对经济极度悲观的评论而引起广泛关注。他因对去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了准确预测而名声大振。这次鲁比尼来到达沃斯，观点丝毫没有改变。他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

“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全球性的同步衰退。而且危机还要继续恶化。”

中国今年保八？顶多能保五

很多专家对中国今年是否能够实现8%的增长目标都持怀疑态度。鲁比尼估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5%。

伦敦资本经济学公司的中国经济分析师马克·威廉姆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预计，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在5%左右。即便是一些比较乐观的专家也对北京“保八”的计划感到怀疑。加拿大BMO银行的副总经济师道格拉斯·波特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看到的中国增长放缓实际上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不是因中国需求减少造成的，而是外部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度下跌引起的。我认为，中国走软是世界衰退的表现而不是起因。中国经济依赖出口，外部放缓，它也跟着放缓。当然，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都会有影响。不过，我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方案能够切实落实，外部对中国的影响将会得到控制。”

中国人为什么蹲着？说说中国人的忍耐力

谢盛友来稿／坐卧站躺，中国人和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意思就是站着要像松那样挺拔，坐着要像座钟那样端正，行走要像风那样快而有力。为什么欧洲人不懂得蹲。中国人城内乡下干什么的，都有蹲着的。摆摊买卖，蹲着；谈古论今，蹲着；下棋聊天，蹲着；切菜做饭，蹲着；找工等人，蹲着。

所谓蹲着，就是像猴子坐着的样子，猴子坐着屁股着地，而人蹲着屁股不着地。我不知道，你所在国家的人是否蹲着，是否懂得蹲着，是否有蹲功，我只知道德国人不会蹲着，欧洲人好像没有什么蹲功。蹲着，中国人一大特色？未必！我儿子在德国出生长大，我们会蹲，懂蹲，可他没有一点点的蹲功。德国没有“蹲”的环境。

一蹲，因为穷。贫穷落后，在家或在外缺少就坐的条件，直接坐地上又会弄脏衣服，只好委曲蹲着了。人蹲着时间久了，就成为自然，自然以后就成为习惯，成为习惯了以后就很难改。我岳父山东人，他很有蹲功，哪怕改革开放后，家居条件好了，有沙发，看他高兴时蹲着，不高兴时也是蹲着。不高兴时蹲着皱眉头；高兴时蹲在沙发上吃面条。蹲着是否比坐着舒服，很难说，因为舒服或束缚，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别人无法替你感觉。

还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在南宁参加与德国金属公司的引进设备谈判，当时的项目领导人冶炼室主任老杨和我（因为我是翻译）住在星级宾馆，其他的同事级别不够，所以住在招待所。每天早上老杨起床第一件事是到招待所如厕。老杨：“小谢，我要到招待所办公事，坐便拉不出来，一定要蹲便。”“你是办私事，如厕说成办公事的典故来源于王怀庆。”我跟老杨说北洋将军王怀庆的故事。王怀庆生平喜好马桶，常坐在马桶上办公，人称“马桶将军”。

南方海南岛人也很有蹲功，谁都是在外头蹲着干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父老乡亲个个喜欢蹲着，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他们家里还没有一张工作台。淘米，蹲着；煮饭，蹲着；切菜，蹲着。哪怕是现在过年，堂哥还是用竹匾放在地上，在竹匾上放着砧板，在砧板放着鸡，然后蹲着切鸡。

二蹲，因为懒。在家乡干活时，懒汉经常没事就偷懒，不在田地里干活，往往到田埂上蹲着，拿着一把锄头蹲着，装成干活的样子。人蹲久了就会变懒惰，因为蹲久了猛地站起来，便会感头晕眼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脑暂时贫血造成的。当人蹲着时，腰和腿都是曲折的，血液不能上下畅通。如果此时猛地站起来，血液便快速往下流去，造成上身局部缺血，但脑子和眼睛对氧气和养料的要求特别严格，来不得半点松懈，短暂的供应不足，也会使它们的工作发生故障，因而会有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的感觉。如果本身身体就虚弱，情况会更严重些。所以，人们蹲着的时候觉得舒服，好不容易蹲下来，干脆蹲久一点，久而久之，人慢慢地变成懒惰汉。人蹲着就是屈服现实条件，固步自封，逼迫自己被动，不喜欢改革创新，不求进步。

蹲其实是被动的忍耐。中国人的忍耐力没有变。忍耐(endure)是指“把感情按住不让表现。”忍耐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有压力，迫使中国人无盘旋的余地，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家族，过去四世同堂，一大群人朝夕相处，不忍耐，行否？！所以，中国人的相互容忍是世世代代训练出来的。

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远超过西方人。忍让不同于忍耐。忍让包涵某种程度上权利的让与，忍让包括客观的容忍和主观的退让。所以，我认为，忍让就是西方人讲的宽容。宽容，在英语里叫tolerance，在德语里叫Toleranz。它源自拉丁语的tolerare，原来是“忍受或忍耐 ”的意思，但更广的意义是“养育、承受和保护”。

蹲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某些医生的说法。据说蹲着如厕对便秘、痔疮、大肠憩室以及泌尿器官都有好处。有些医生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蹲少坐，那将是对自己各个脏器最好的锻炼。蹲着，使腹部、腿部、臀部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可以减少脂肪赘肉；蹲比坐更能消耗热量，可以有效减肥；人在蹲着时，心肺血流相对充分，从而减少冠心病、肺气肿的发生率、高血压的发病率。

在蹲的状态下，膈肌上抬，站起来横膈下降，加大胸腔和肺的活动范围，肺活量因此增加。更有专家认为，女性长寿是蹲着如厕。人类在探索长寿的奥秘时，发现长寿总是青睐女性，这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采用蹲位有关。以如厕方式为例，女人比男人每天多蹲12分钟。女性平时的家务劳动也多为蹲姿。

三蹲，因为散。所谓散就是任意随便。人一旦懒惰以后，就有闲工夫，闲人无所事事，待业等工作，站着累了，蹲起来；游玩累了就蹲下去。四蹲，因为漫。所谓漫就是不守纪律。蹲就是穷懒闲散的标志，所以蹲功不是功，蹲姿上不了大雅之堂。据说华人在新加坡，你不可以在比较繁华的街头蹲着，否则警察会把你带走。因为英国白人在自己的国度里完全没有蹲的现象，他们要求世人都应该和他们一样，不能蹲着，否则就是没素质。

我研究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的同时，想到蹲。好友周匀之（前星岛日报总编）说：“中国人在美国排队，在欧洲排队，到香港也排队，但中国人在中国就不排队了。 ”我认为，老老实实排队，依序前进，是了不起的法治文明。正好相反，中国人在美国不蹲着，在欧洲不蹲着，到香港新加坡也不蹲着，但中国人在中国就蹲着。

蹲着，为什么呢？

写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９日，德国班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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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阅读补充一张旧照：

猴子观海

2004年6月17日于北海濠濮涧

再说现代“东西厂”：中共纪律监察体制问题

永平来稿／有人在我的文章《纪检成现代“东西厂”？中国最大权力机构》后面回复，说“平民老百姓怕个屁啊，写文章的人很幼稚。”这说明在中国，一般的平民百姓，还是乐见于纪检部门抓贪官的，不管你抓的原因是真反腐，还是还权力斗争，而且认为这种权力的大与小，失控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

鲁迅曾用“作了奴隶，还很欢喜”来描述过这种心态。这种不觉醒，是最能无意中为虎作伥的。因为如果一种权力大到人们无法监督制约它的程度，恐怕就与一般的平民百姓有了莫大的关系。一是从根本上破坏了百姓生存的法制环境，二是这种权力就会变成一种根本没有力量可以左右它的最大的分肥集团，倒霉的最终还是一般百姓。

说纪检系统成了现代的“东西厂”，是因为这两个系统，无论从形式、办案原则及办案手段以及其步步做大的成长过程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式上，纪委和监察现在是合署办公。据知情人士说，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对外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内部也分成两个大院办公，纪委所在地内部统称就叫“东院”，监察所在地内部统称就叫“西院”，真是何其近人相似的一幕。

而在办案原则，更加相似。

首先，厂卫有侦查缉捕权，其范围主要是涉及国家政权的大要案。其次，有监督审判之权。依明律，厂卫有讯问权，无判决权，所谓“大狱经讯，即送法司拟罪”。但实际上法司摄于厂卫得宠于皇帝的淫威，对其所交案件，虽然“洞见其情，无敢擅改一字”，以至于其时有大臣有“法司几成虚设”之叹。最后，有法外施刑之权，厂卫“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法外酷刑致死人命不负责任。

在这些方面，现在的纪委机关与明时的厂卫何其相似。现在的纪委（监察局）有侦查权（在相关法律中用的是调查），有监督各个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职能，同样也没有判权。

没有审判权，可能也是想通过司法上最后一程序来多少能纪委起到一点约束，但这一点形同虚设，检察院权力却没能得到正确全面的行使。相对于纪委，从上到下对检察权的行使都做了限制。如进行调查要向同级党委书记或政法委书记汇报，一般而言，一旦汇报，地方党委常就要求纪委先行调查，从而使一批本应受到追究的人不了了之，干扰了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检察机关对纪委的监督更显得吃力，虽然从这种监督是法定的。

而纪委的监督审判之权，目前是最被诟病的侵犯人权的方面的“双规”（即纪委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两指”（即监察局的“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规定（指定）在宾馆中，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人员进行长期的限制人身自由，甚至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而进行调查，有的长达数月，甚至还有长达一两年的，虽不是刑罚，但有过而无不之。

而纪检所依赖的手段，更与东西厂没有区别。

一是告密制度。最近何清涟把高等院校的“信息员制度”称作“现代‘东西厂’制度再现”。其实告密是纪检进行权利斗争的最常用手法。如一个省纪委的处室，可能直接无法对一位副省长动手，但可以通过让副省长的对手写匿名信、告密信的方式，对副省长的秘书或身边亲信下手，通过打击其亲信，让其在政治上失势，从而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这也是一个省纪委处长可以让一个市委书记发抖的原因。

还有就是窃听手法。历史上的酷吏最爱用这个手段，现代只不过换成了高科技手段罢了。想窃听谁就窃听谁。美国911以后，布什政府为了防范恐怖活动，要对一些疑似人员进行窃听，不得不通过国会修改法案。而在中国，从来不需要这么麻烦。过去是国家安全领域可以随意这么做，现在是纪检系统也随意窃听。比如你作为一个普遍工作人员，一般老百姓，你的上司不知得罪了谁，或者你的上司跟错了人，那个人对政治对手算计，被纪检窃听，而你不幸，平时跟这个上司关系还不错，好了，你一定是在被窃听的范围。

哪里还有什么人权。

最说明两者相似的，是它们成长过程。现在一提起腐败，通常被认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监督不力。中共现在党内有纪律检查部门，政府有监察部门，有预防腐败局，有审计部门，检察院有反贪局，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

现代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了但腐败却更加剧烈。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隶属关系，于是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类似于古代的钦差大臣，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历史其实已经给出了回答。

历史上，这么多的监督部门，大概也只有明代可以相提并论。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十分发达。除了锦衣卫、东西厂之外，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以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称为太监。

与现代相类似，巡府总督之类的设置，就是因为巡按的位低不中用且普遍被地方官收买，于是派下来六部堂官一级（类似部长和副部长）的人挂上都察院的副职，下去做巡抚、总督。这更了不得，巡抚、总督直接就把地方的三司变成自己的下属，以至于最后干脆演变成地方上的最高负责人。

这些监督职务的设置，按明代的说法，其实不过是又多了几道分肥而已，如监军，“监视之设，止多一扣饷之人。监视之欲满，则督抚镇道皆有所恃矣。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功易饰，败易掩也。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又有监视监视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费，穷边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

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无论有多少层监督都无济于事，监督最终都会变成分肥。参考历史，舆论普遍认为，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比较有效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独系统的监察。而监察权有效的行使，关键在于社会舆论的存在，监察权变成分肥权，是监察机构最大的危险。要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监察人员的定期轮换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保证舆论对行政权和监察权的制约，用现代社会的话来说，就是要有舆论的第四种力量。当然，前提是官员必须对下负责。

从现代法治理念来说，任何一个机关都不能有绝对的权力，有权就须有责。而目前，纪委监察机关在各个权力中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是一个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的机构。可是，纪检又有什么相应的责任呢？在不履行或履行不力的情况下又有谁追究它的责任呢？我们说，失去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纪检滥用权力等现象不断见诸报端，在没有新闻监督的情况下，这些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罢了。

明成祖、宪宗设立东西厂的目的为了监督外官，我国现在设置纪律监察同样是为了监督官员，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其权力失去制约，均成了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纪检这种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继“东西厂”之后最令人吃惊的分肥集团。

吃饭权是最大的人权，吃肉权呢？

饭堂卖臭猪肉一个月：广东中学生骚乱

明报专讯/广东茂名日前发生中学生骚乱事件。电白第一中学的数千名学生因学校餐厅售卖发臭的猪肉，怀疑事件中有腐败行为，愤而示威，有人打出「外争权益，内惩奸商」的标语牌，有学生高喊「还我人权」的口号，愤怒的学生还将食堂小卖部砸烂。最后，校方出面解释臭猪肉出现的原因，事件才暂时平息。

促内惩奸商高喊「还我人权」

据多个内地网站报道，事发本月17日中午，电白第一中学的在校就餐学生发现餐厅的饭菜中猪肉发出恶臭，不敢食用。有学生问饭堂人员，猪肉为什揦这样臭？她回答说「你们已经吃了一个月臭猪肉」。学生们忍无可忍，要求饭堂作出合理解释。由于饭堂没有答覆，当晚，学生群起抗议，女生也来声援，并高喊：「还我健康」、「臭猪肉」、「黑心老闆」，甚至有些学生喊出「还我人权」等口号。

有消息指，学校饭堂由校领导的亲戚承包，肆意妄为，有关部门即使是防疫站也不敢管，因此死猪肉、臭猪肉可畅通无阻。

校领导亲戚承包防疫站难管

18日早晨，学生们陆续收到有关当日中午到饭堂聚集抗议的短讯，中午下课后，学生纷纷向餐厅挺进，人声鼎沸，有人敲饭桌，有人敲饭盒，要求饭堂管理人员出来解释。学生高呼「抗议！抗议！抗议」、「饭堂老闆出来！」等口号。有两位抗议的学生举覑白底红字的大标语牌，写覑模彷五四运动的「外争权益，内惩奸商」。

由于聚集的学生愈来愈多，楼梯被围得水泄不通，有激动的学生掀翻餐厅窗口前的饭桌，还有学生放鞭炮，餐厅到处瀰漫火药味。当天下午3点10分，校方出面解释臭猪肉的原因，并承诺尽快改善后，学生才和平散去。

RFI：西藏八千余人在“冬季严打”行动中受调查

发表日期 28/01/2009 更新日期 28/01/2009 14:15 TU

法新社援引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发表的公告，称在1959年西藏事件五十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几周，中国西藏警方本月十八日发动了名为“严厉打击”的镇压活动。对数千人展开调查，并有数人被逮捕。

法新社援引中国西藏官方媒体网站透露的消息报道，西藏警方在一周内对8424人进行了调查，其中有81人受到警方的传讯。警方还逮捕了两名年轻人，理由是在他们的电话手机中发现了反政府言论。另有一些人涉嫌盗窃、卖淫以及其他暴力活动。拉萨警方没有对这些消息发表评论。官方网站的消息称，此次“严打”行动旨在在藏历新年到来之前，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则认为，“严打”行动目的是为了在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以及去年拉萨骚乱一周到来之际，恐吓藏人。

另据挪威西藏之声透露，西藏警方近日打死了一名进行和平示威的藏族青年。挪威之声援引达兰萨拉藏人南杰次仁引述境内消息透露，西藏昌都地区察瓦左贡县乌雅乡3名青年藏人于本月20日下午三点钟左右，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幅，高呼「西藏独立」、「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停止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等口号在左贡县城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当时，中共公安残酷毒打这三名示威藏人，此外，当地公安还拘捕了另四名当地藏人。

西藏之声透露说，目前有消息确认，遭逮捕的七人中，一名名为白马才华的二十四岁的青年被警方打死，被拘捕的7名藏人中已有三人获释。

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在昨天晚上举行烛光游行集会，纪念和哀悼被中共公安毒打致死的藏人白玛才华以及所有被杀害的西藏同胞。

喜看香江归化

孔捷生：亚视直播春晚 一国一制不远

苹果日报/中国“党文化”北风南渐，如同雾锁香江的“烟霞”。香港亚视首次直播央视春节晚会，更显示「一国一制」已为期不远。

以往香港本埠的贺岁骚，喜庆讨彩固然是硬道理，媚俗搞笑压倒一切，但再庸俗也没有政治佐料。而大陆春晚何止于佐料？政治根本就是大年夜的主菜，劲加「党疼国爱」之香精、味素、酱料，再辅以自豪发酵粉、幸福染色剂和记忆漂白剂，总之七荤八素，烩成色味香俱全的「九大簋」年夜饭。

试看大陆春晚舞台，那些人肉道具一个比一个更具幸福感和自豪感，言谈举止严重不正常，彷彿人人都有智障。中国人真是那麽弱智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假若这等智商真係国人的平均标准，这样的人民实乃全世界最忠顺、最乖巧、最好统治的人民。春晚舞台之集体人格和智商，正是我朝精心打造出来的样板。从纽约「海归」回清华大学书（后愤而辞职）的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京奥时说：「这个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是出于政治目的。」此语用于春晚也颇为合适。

殊不知，当政者还嫌老百姓不够弱智，CCTV除春晚之外更要搞灯谜竞猜。那些灯谜简直就是侮辱人类智慧以及导致脑结石的「三聚氰胺」。譬如：「大二女生为何给温总理送围巾？」「胡总书记委託李源潮到延安传达啥信息？」「薄熙来的『原汁原味』为何亮人眼？」最肉麻的马屁灯谜是「胡总书记、温总理今年会到哪过春节」？还给了谜底提示：灾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港澳地区？红色老区？……结果胡去了井冈山，温去了震区映秀镇，前者亲力亲为磨豆腐炒栗子，后者为民下厨炒回锅肉。总之一荤一素，佳偶天成。

若是美国电视「脱口秀」搞竞猜，那多半是「掷向布殊那对鞋真是十码吗？」「总统就职典礼上，是大法官还是奥巴马读错了誓词？」「奥巴马和美国选民的蜜月期何时结束？」这样既不失娱乐性又具尖锐性的公共话题，中国会有空间去容纳吗？

央视倒有一个灯谜略有意思──「总书记的『不折腾』为何难倒国际媒体？」这确係超级谜语，还不在于它的繙译难度，胡锦涛究竟在指谁折腾和不许甚麽人折腾？别说国际媒体，中国人自己猜了足足一个多月，还是未有答案。

笔者以为，五七年大右派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的《牛年竹枝词》最接近谜底，他以六四命题〈祭亡〉：「二十年来万事能，如今有旨不折腾。官家放火寻常事，我祭亡灵要点灯。」

中国意淫强国总局网

慕容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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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由于反垄断法的实行，中国五毛总部按上级要求，将被暂时拆分成两个部门。中国意淫强国总局是“中国网络爱国协会”的分支机构，在此感谢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本局战略合作伙伴：1：中华网http://www.china.com/ 2：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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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意淫强国，打造惬意人生:这一刻，他三英聚顶，头生五毛，脚踩八荣八耻，在三秒表内召唤出马列毛....，顿时河蟹附体，人挡杀人，神挡灭神，横行无忌，东方不败，天下无敌！！！！例：胡螃蟹，男，36岁。以前经常在网络上发布阴暗面的信息，摸黑我们的国家。后来学会意淫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业余时间纵横各BBS，抓获网特二千多万人次，揪出汉奸一千六百多万人次，发现别有用心者近亿人，美奴近三亿多人。胡螃蟹说：一边看CCTV催情，一边意淫，一边和美女制造爱国下一代是很惬意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不想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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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党党章(介绍)

来源于五毛党网 http://www.5maodang.com/home/space.php?uid=2&do=blog&id=1
为了培养五毛党成员的工作技能和合作技巧，特编写本工作指南，供五毛党培训班使用。
总则：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淫民五毛党的生死存亡。为了五毛党的繁荣富强，为了五毛党的伟大复兴，每一个五毛党成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劳动保卫五毛党面子的网络防线。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五毛党成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五毛党成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 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五毛党成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 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五毛党成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五毛党成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五毛党成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五毛党成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五毛党成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绩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五毛党成员的工作指南。希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运动中争做先锋。
——五毛党网工作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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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哈 哈 五毛党徒们 恭贺新年!

最昂贵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

我早就讲过：

旧制度下的教会、专制时代的国民党是有限公司，已经十恶不赦。

而中供是无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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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正亲斤

一、国民党党产加上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开销，相当于中供一个月的养党费用。

相信不少人听说过中国国民党的“巨额党产”。据台湾《中国时报》今年3月4日报道，国民党各种党产的账面价值约为四百亿台币，但实际净值可能不到二百亿台币。在台湾的政治环境下，这笔党产非常惹眼因而备受民进党的攻击。以西方国家的标准看，巨额党产让人觉得该党奢侈甚或够得上腐败。但如果和海峡对岸的中供比起来，国民党只能算超廉洁。从性质上讲，国民党是私产养党，而中供用公款养党。从数量上讲，国民党的党产只是中供养党费用的零头。四百亿台币党产折合人民币约一百亿元。按中国共惨党目前的消费水平算，约等于两个星期的花销。

中供还喜欢宣传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数字，2004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总额为十亿零一百六十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八十多亿。还不够中供两周的养党费。

国民党党产累积了近百年，美国总统大选经费筹集了四年。中供把这么多的钱用光，只要一个月。

这还是从低估算中供养党开销的水平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把全部被中供独占的资源都算成养党费的话，上述两笔巨款还不够中供一个礼拜的花销。本文稍后会就估算方法作具体说明。欢迎各位挑剔或者提出不同的估算方法。但本人自信其他人不太可能找到更保守更省的算法。

有人想说：“中供根本没有党产！”。这没错。中供从未造册登记过党产。但没有党产不等于不需要花钱养党，更不等于养党花销水平低。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定好了“能量守恒”的定律。谁也违背不了。没有能源就不能活动，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经济基础，哪来上层建筑？你看看那些占地广大设备优良的中供中央机关区以及各省委大院、市委大楼、直至县区乡镇街道党委、各种院校及军警部队党委所使用的办公设施等等，难道都是当初毛主席拔了几根毫毛吹口气变成的吗？那数百万红润饱满、仪态轩昂的书记常委主任政委等专职党干们，难道都是喝着西北风为党工作的吗？那隆重排场的全国党代表大会，难道是各地党代表们背着干粮夹着雨伞步行到北京，在农贸市场边上捡个旮旯蹲下来抽几袋烟就能开成的吗？不靠报纸电台电视台电影戏剧歌曲图书教材直至连环画等一切宣传形式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自我表扬，光凭着毛主席那“女高音男声”叫两嗓子，就能让全国人民来个“募然回首，那党正在，伟光正亮处”？

维持任何组织都需要资源。维持世界上最庞大的执政党当然需要最大量的钱。不夸张地说，中供一党的养党经费足够供养全世界所有非共产国家的执政党还有很大剩余。这事实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证据俯拾皆是，任何人均可自行观察验证。比较一下一个中供普通县委和一个西方国家执政党省级党部的花费，前者肯定是后者的许多倍。富一点的中供县委的花销水平还可能盖过西方执政党的中央机构。不信你到加拿大任何一个省会城市的街上去打听一下执政党的“省委大院在哪里？”。一开始被问的人会感到莫明其妙。请你契而不舍坚持打听，最终会被引到某栋商业写字楼中的几间屋子里去。这就是西方执政党的“省委机关”。这里没有威严的大门高墙以及把门武警；没有多到需要编号的楼宇和别墅群；没有气派非凡的公用大车队和首长专用小车队；没有“省委印刷厂”、“省委招待所”、“省委机关幼儿园 ”、“省委大礼堂”，大灶中灶小灶餐厅、诊所商店等等。通通没有。一共就是三几间屋子几部电脑加上不到十个雇员而已。请问中供哪个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少于十个？哪个县委书记不配备公家小车？有几个县委机关不盖办公楼？别说县委，很多中国乡镇党委的机关都比西方的省级党部阔。曾见报道说，河南某乡党委机构，与乡政府一起坐落在一个占地14亩的宫殿式建筑物里，有城楼、有观礼台、有花园，还有个小广场。仅楼顶的两座钟，就花掉三万元人民币。相信你走遍美加两国也找不到一个执政党的“省委机关”能有这等的气派。

西方执政党的中央机关呢？通过水门事件我们知道，美国主要执政党之一的民主党中央机关也没有自己的办公楼。该党长期租用商业楼里的几间屋子来办公。且连个 “保卫处”也没有，“中央警卫团”对他们来说是域外词汇。保卫党中央的重任是由物业公司的看门老头承担的。这付穷酸样，和那些拥有独立豪华办公楼的中供县委机关怎么比？

西方执政党更不可能象中供那样把党务机构从中央政府一直办到幼儿园里去。他们在省/州以下基本不设党务机构。就算设了也往往没有办公室，党务工作全靠党员们义务维持。本人在加拿大出席观察过一个大城市党部的年会。会上“市委第一把手”（一退休老太婆）在报告上年党务活动时先感谢几个党员无偿提供家中场所让她们开“常委会”（董事会）。分管财务的女士报告说该“市委”去年募捐所得四千多加元，加上“党中央”下拨三千加元用于全国性竞选活动，总收入七千余加元。而光是给全市党员发一封信就要用掉近千。所以各方面只能从简。开小会就借党员的家，大一点的会则租教堂举行。一个在级别上相当于中供南京市委或者武汉市委的党部如此贫穷，实在有辱“资产”阶级政党的称号。七千加元相当于四万多人民币。还不够一个中供县委一星期的开销。也就是说，抽出中供一、两个县委的经费，就能把美加两国所有省会城市执政党“市委”的财务摆平。抽出十来个条件好一点的中供县委的经费，还能把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党务机构维持费统统包下来。牛不牛？

由中国统计年鉴得知，中供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2861个县级党委、333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一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院、校、系、所、军、师、旅、团党委等等。养党经费之巨可想而知。可以很保险地说，剔除朝鲜越南古巴等几个同样昂贵的公养政党后，拿出养活几百个中供县委的资金，便足够维持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的党务机构。说中供全党的养党费足够维持十来个地球上的所有非公养执政党的党务机关，决不是开玩笑。

中供标榜自己“从不花一分钱搞竞选”。这是很无耻的说法。中供不搞竞选并非为了给国家省钱，而是知道自己经不起竞选故而禁止竞选。为了保证本党“无论如何也要当权”的不光彩事业，中供把百倍以上的钱填进去了。各国的竞选经费是为国家花的钱而不是养护执政党的钱。反对党筹集的竞选经费无疑是“反党反政府活动经费”。实际上，各国竞选经费相当于社会为汰旧换新而付出的代价。它有如四年一次的“月经来潮”，出点血以达到暴露弊端、排遣废旧组织、更新国家机能的目的。而中供养党花销完全是从利己原则出发的损公肥私开支，它如同将多个针头插在国家的血管上，让全民的财富日夜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滴。请问到底哪种花销对人民的损耗更厉害？

二、不置党产是因为用公款养党。

中供这“无产”阶级政党富冠全球。零收入却超阔绰，明摆着“收入与开支不符”。奥秘在哪里？手通国库、公款无尽也。中供说的是：“我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决没有自己的利益”。但它做的却是“我党除了花人民的钱之外决不掏自己的腰包”。公款来自人民交纳的税赋。国家即便处于战争状态下也不会停止征税收费。所以中供的养党经费永远“旱涝保收”，决不会有资金困难的问题。国库这样的金钱之海，一旦拥有，何须他求？还用得着操闲心去整什么党产吗？泡在国库里“保持无产阶级本色”，舒服又光荣，谁不乐意干？

说国民党比共惨党廉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以私产养党，而中供用公款养党。国民党党产的起始资本为早年海外华侨给孙中山的捐款，后投入工商经营逐渐积累增值。这种资产不象国家税收那样稳定，很难逃避市场风险和社会危机的影响。抗战期间国民党企业遭受严重损失，党产也随之大幅萎缩。虽然台湾民进党多年指控国民党“党库通国库”。但证据并不充分。民进党已经掌权多年，凭借政权的力量去找国民党的茬。国民党若有“党库通国库”的粗大证据的话早被挖出来了。迄今未见民进党拿出像样的证据，倒说明国民党公私分明的功课做得并不差，经得起敌意十足的调查。可以预见，即便将来真挖出点东西，数额也不会很大。

1949年戒严军进军全国时，许多民众幸灾乐祸地看着国民党败退。他们讨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期盼着中供这声称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权会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松活些。然而没过几天人们就吃惊地发现这“人民政权”比国民党政府贵多了。国民党的省市县党部是靠党产维持的民营社团。而共惨党的省市县党委却是坚决吃公款的“国家机关”。中供所说的“我党一切为人民”，原来是“人民养我之一切”意思。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政权”吃人民。中国人身上的税捐负担倒比国民党时期更加沉重。一些老辈人说，解放初期人们常在私下里慨叹的一句话是：国民党千岁（税），共惨党万岁（税）万万岁（税）呀！

万官贪污不抵一党窃国。公款养党是窃国行为，其罪恶程度超过一切经济犯罪的总和。国共党员都有贪污行为。但贪污毕竟是不可告人的暗中舞弊捞财；而共惨党是全党出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地吞噬公款。国民党至少能在公开场合下旗帜鲜明地拒绝和谴责党库通国库的行为。中供连这点也做不到。中供几十年来一直旗帜鲜明地用公款养自己。共惨党人从不以窃国为耻，倒气势汹汹地随时准备捍卫党的窃国权。在他们看来，党既然打下了江山，接着坐江山吃江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谁敢在中国大陆公开主张停止使用公款而改由自行募捐养党的话，谁就是共惨党的仇敌。别说提停止公款养党，哪怕提一提“削减养党开支以减轻人民负担”的建议也是严重犯忌，共惨党决不容忍。

政党私营，募捐养党。这是世界通则。各国 “资产”阶级执政党之所以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沾公款很难。各国的舆论界和反对党盯得很紧，执政党稍不留意就会被抓把柄。美国民主党人出任过多届美国总统，但他们别说批点钱给本党盖栋办公楼，更小的事都不好办。克林顿当政时，曾有国会议员追究副总统戈尔用白宫的电话和党内干部讨论为党募集经费的事情。那议员说戈尔用公家设备办私事，一旦查实就要判他的罪。这样的指控让我们中国人听来简直荒谬透顶：明明是党中央领导上班时间打电话过问一下“ 党的建设”情况。居然会有罪！如果哪天中供领导愿意讨论放弃公款而改靠募捐过活的新“党建”方针的话，中国人民只会烧高香道万福举行大庆贺，哪里会想到去问什么罪。这美国议员要在我们中国，轻松点说是有病，严肃点说就是欠劳教。

三、怎样界定“养党费”。

中供要人民养党，是不可拒绝、不可讲价并且也是不可查询的。中供几十年如一日地吞噬公款，从来不向人民报个帐、说明一下本党的花销。自己不报告也不许他人过问。这使得使清查中供养党费用相当困难。目前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是空白。不能不承认，我们对支撑共惨党生存的庞大经济基础的了解是粗浅的。而不能全面正确地了解共惨党生存的经济基础，有关共惨党的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核算中供养党费用的事必须做，早就该做。如果目前还做不到精确计算，估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数额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怎样估算中供的养党费用？哪些开支应该包括在内，哪些不应该？

广义上讲，任何被共惨党用于养护自己的费用都是养党费。被共惨党占用谋私的国家公器，比如戒严军、国家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机构等等，所发生的费用都可以算入“广义养党费”。从资金来源上看，“广义养党费”既包括公款，也包括私款。考察“广义养党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它让我们知道支撑共惨党存在所需的经济基础有多么庞大；“从不花一分钱搞竞选”的说法多么虚伪；共惨党长期霸占国民公器是怎样一种大规模的以权谋私的恶行等等。

但本文要考察估算的并不是上述广义的养党费用，而是比较严格限定的“专用养党费”。“专用养党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条、项目上，必须是专为共惨党而创设的项目。就是说该费用除了服务于共惨党外再没有别的用处。可以说“没有共惨党就没有这种费”。正常国家的纳税人不负担这种开支。一旦中供下台，中国也会废除这些养党项目，人民就可以卸除这部分经济负担。例如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乡街道、以及学校及军队里的党委、支部等党务机构所耗用的资金，无疑属于“专用养党费”。正常国家里的纳税人养政府养军队，但不养执政党。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楼里没有自由党“中央办公厅”的位置。台湾淡江大学各院系不必向民进党“校党委”的请示汇报；小鹰号航舰上也不会有共和党“舰党委”办公室。中国人从1949年起就毫无道理地供养着上上下下成千上万个中供党务机构，实乃千古奇冤，旷世奇冤。把中供赶下台就等于在经济上从中国人民头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就可以省出来用于人民的福利。中国大批失学的孩子，贫困的农民，严重污染恶化的生态环境，将能得到好一些的照料。

让我以中国军费为例来说明这一条的应用。

如果采用广义标准的话，整个中国军费都算中供养党费。因为中供独占国家军队并坚拒军队国家化，戒严军成了中供一党的“党卫军”或私家卫队。国家军费即相当于中供的“家丁费”或者“护党费”。中供既然有胆公开地独占国家军队，自应当负责任地认下这笔军费开支账。既想独占服务而又拒绝买单，用社会学词汇讲叫做 “黑社会组织消费行为”，用刑法衡量就是“流氓团伙罪”。所以，除非中供把军队还给国家，否则这笔“广义帐”它赖不掉。

但用“专用养党费 ”标准衡量，国家军费不符合“没有共惨党就没有这种费”这一条。国家横竖要养军队，即便没有共惨党的时候也这样。因此军费不能全部算入“ 专用养党费”。中国军费中应该算入“专用养党费”的，是那些用于政委、教导员、指导员、中供中央军委以及军内各级党委支部的费用。这些是专用于保证中供控制军队的费用。一旦共惨党下台，国家就不再需要养活党中央军委和军内各级党委，中国军队也不必保留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等党干的编制了。因此，我把这些开销算入“专用养党费”。这样算起来，中国军警武装部门计入养党费的金额约为六十多亿人民币，而不是几千亿的军费。

第二条、来源上，必须是公款。具体说，“专用养党费”的资金来源限定为国家财政资金，国有企、事业资金以及各级政府以不同名目向人民摊派征收而得来的资金。这一条把私人自愿贡献的资金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公款养党是一种罪行，而私款养党则是正当行为。将来中国所有政党都必须私营。中供下台后如能依法登记并以募捐养活自己的话，我们将乐见其存在。依这一条，以下两项开支不算“专用养党费”：1、中供党员个人交纳的党费支付的项目，这属于私人贡献。2、非国有企业内的党委、支部、党办等机构的维持费用。虽然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并非自愿地供养中供党务机构，但这类企业接近民营性质，国家一般不为它们承担风险。所以它们的养党开支勉强可以算作私款贡献。共惨党下台后，国家应制定法律，让民营企业在规定的限额与方式下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但国有企业就不行。国有企业资产是全民公有的财产，国有企业的风险由国家承担着。用国有企业资金维持党务机构就是公款养党。将来必须禁止。

顺便说说中供党费的价值。中供有几千万党员，交纳的党费数额也很大。但相对于天文数字般的养党开销来说，这笔收入仍然是个微不足道的量。人无横财不富，党无公款不壮。单靠党费维持的话，中供很可能在 1921年8月就散伙了。中供领导向来不把党费收入看在眼里。中供中央组织部1998年1月6日印发了《关于中国共惨党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其中第三条“党费使用”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是：(1) 培训党员；(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和设备；(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惨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 ”。

看见了吧？“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而已。一个支部的党员每月所交的党费，也许够支付该支部当月的书报杂志、学习材料、周末郊游、联欢抽奖、观看革命电影等费用了。但那办公楼宇、那辉煌装修、舒适空调、电脑手机，丰田宝马，头等机票、星级酒店等等重大革命开销从哪里出？国库，只有国库，才是共惨党活力旺发、威严长存的源泉。

考察“专用养党费”比考察广义养党费更有意义。因为“专用养党费”是由于共惨党的存在而额外产生的社会开销。是伴随着共产制度而发生的特有的罪恶。各国都有执政党滥用国家公器以谋私利的现象。但谋私谋到为一党利益而专门设计出一整套吞噬公款的养党体系的现象就只有在中国朝鲜等极少数国家里才有。这套养党体系将会随着共产制度的灭亡而被永远抛弃。考察“专用养党费”还使我们了解中国纳税人比正常国家的纳税人多承受了哪些额外的负担。为什么中国人的社会福利远远不如法国而“税负痛苦指数”却紧随法国而名列世界第二。考察“专用养党费”更使我们知道，推翻共惨党统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经济负担的大卸除。

本文中提到的“养党费”都指“专用养党费”。关于各项养党费用的具体估算，请见附录部分。

四、雨露滋润禾苗壮，公款养肥共惨党。

这世界上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事物之一就是公款养党。公款喂养和“伟大光荣正确”政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凡是靠公款喂养的执政党，都具有光辉伟大的形象，都享有最高的人民拥戴率。包括金正日那个瘪三王朝在内的全球仅存的几个“无产”阶级政权无一例外地被公款养得十分光鲜肥壮。而一旦失去公款喂养，靠着 “求爷爷告奶奶”的募捐方式维持时，党的形象立即和“伟大光荣正确”无缘。苏共到俄共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我们都记得苏联共惨党曾是怎样地荣耀。在叶利钦把该党取缔并将其财产收归国有。但并不阻止苏共换个名称重建。叶利钦毕竟是老共惨党员，对共惨党的生存机制一清二楚。深知“恢复其无产阶级本色” 乃是打击共惨党最有效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换名成立后的俄罗斯共惨党，在规模上仍为俄罗斯头号大党，且其党员也还占据着政府、军警保安以及学术机构里面的大部分要职，各方面条件都很强。仅仅因为失去了公款喂养的条件，该党维持“伟光正”形象的任务立刻就难于李白过蜀道。谁不相信这个说法可以去问问俄共中央宣传部，看他们下一次“百部优秀革命传统影视作品大推广”的计划何时能启动？资金设备何时到位，专业技术人员何时配齐？作品出来后如何组织各条战线干部群众观看讨论接受教育等等。我想可能还不等你问完，他们就会回答说：党库里那几个卢布还不够给中央领导以及老布尔什维克亲属们供应伏特加呢。革命传统教育的事就先放一放吧。

最令人称奇一点的是巨额公款能养出一个党的“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形象。如今普通中国人并不会觉得自己辛苦纳税供养着一个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党，反倒坚信是其他国家那些需要借党员的家开会的穷党们在搞“金钱政治”。中国老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鬼推磨”是怎么样的，没人看到过。但共惨党借助公款的确做到了 “有钱能使鬼蒙人”。公款鬼蒙人的特点是多方位大剂量天天蒙月月蒙年年蒙。中国人从童年开始所接触到的教师、干部甚至长辈以及所有的文字和音像都反复地说，不是人民供养了党，而是党养育了每一个中国人。你有饭吃有衣服穿是党恩，你能上学是党恩，能成长能进步都是党恩。你“自然而然”地确认了共惨党的无上威严和恩情。党没有告诉你说党花了多少钱来养自己，你也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们没花钱就拥有了办公大楼，就有了优厚薪俸，就能坐着豪华小车到处转等等。这里你丝毫感觉不出这严重的能量不守恒。你只是从心里觉得拥有这样的党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不由分说强征每个人100元用于养党，这党一定要遭到人民痛骂。再强征每个人200元，100元用于镇压对党不满的声音，另100元用于对人民进行“正面思想教育”，这党就会受到人民高度拥护。这就是共惨党的“辩证法”最绝之处。敛财力度和花钱额度登峰造极时，“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辉形象就树立起来了。厚至而达无形，黑透而显无色，奢极而成“无产”。这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现的一次恶迹。

附录：各项养党费用估算

下面把养党费的几个主要项目列出来，欢迎各位评判。

利用上述专用养党费的两条标准，可以借助一个简便的方法去认定具体的养党项目。那就是把机构和其他国家对比。凡是中供的养党机构，要么在正常国家里找不到对应的机构，要么虽然能找到名称相似的机构，但资金来源完全不同，功能性质也完全不同。以下分项目说明中供的养党费用。

第一项，中国各级“五套班子”中，有三点一套养党。

各国政党执政是指该党“组阁”，党务机构仍靠自己募捐养活。中供则把全套党务机构甩给纳税人供养。中国的各级政权，除去乡镇一级外，每级都有五套班子：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和正常国家相比，这五套班子中只有政府和人大这两套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对应的机构。而党委、纪委和政协这三套完全多是出来的。中国的政府本来就以臃肿庞大著称，中国人民负担世界上最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已经很不公平了，在此之上还要再供养三套以上同样臃肿的养党机构，就更不公平了。

前面已经提过中供各级党委机关的庞大与阔气。人们此也早已熟知。这里再补充一点人们在各级党委驻地所看不到的奢侈。中供不但用公款兴建办公设施，还用公款兴建休养设施。这些休假的设施经常占据着风景旅游胜地内的最好地段。省委的休养地通常建在本省一两处地方。而中央级的休养设施则遍布全国多处地区。这些设施常以隐秘独占方式管理。宁可长期闲置也不对游客开放。而在闲置期间始终保持足够的招待和维护人员，定期清扫更换，日夜值班待命。这种管理方式给中供领导人的穷奢极侈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人们偶然从陈希同案中看到一点点这类安乐窝的真面目。各级党委究竟经营着多少同样或者更奢侈安乐窝，谁能说得清？根据丁抒的《人祸》一书，１９６０年前后正当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大饥荒时，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以及带游泳池的“水晶宫”。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原本已有许多高级宾馆的情况下，又为毛兴建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一四工程”。）内有一百多人长年守着空别墅待命。而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在滴水洞为他建别墅。毛自己当然一分钱不出。国家为这工程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一个连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即使用不着也要照花钱，可见共惨党挥霍人民的血汗劳动成果是多么地随意。

为什么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也是共惨党的养党机构？

有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政协机关经费也算入专用养党费。其实对照专用养党费的两个条件不难理解。政协机关靠公款维持这一条是众所周知的。政协机关的日常维持费用以及每年的政协会务费用均由国家财政拨款提供。这一点不会有疑问。可能产生疑问的地方在于政协机关是否是“专为共惨党利益而设置”。让我做进一步说明。

从组织人事上看，众所周知政协主席必须是同级中供党委的常委。而政协常委人选，要么须经中供审核批准，要么干脆由中供派人去充任。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就是被共惨党派去当本市民盟负责人兼市政协常委的。我们同学曾听说老师争取加入中供，没想到他最后入了民盟。师生相聚时有同学戏问老师道：是否因为中供不收，您才愤然改入民盟？老师否认并郑重其事地说：“组织上认为我在党外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到民盟去不过是在不同岗位上为党工作而已。我不能和组织上计较这个 ”。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师是被“组织上”派到民盟去“工作”的。怪不得他入民盟不久就被该盟“选”为副总干事后来又被“推举”进了政协。原来一切早由“组织上”安排好了。老师是中供长期“思想改造”恶政的受害人。显然认为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好的，用什么手段去执行都可以。其实不仅民盟，任何一个中供掌股中的“民主党派”都不例外。

从功能上看，这些名为“政党”的团体却坚决不要执政，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共惨党打下手，让党永远放心。它们跟中供的下级支部同样忠诚。政协会议“协调各党”其实不过是“召集党外支部做出拥共姿态”的另类说法。这种“多党合作”分明是一党操盘的多簧骗局。这是共惨党所干的最不要脸的事情之一：派党员去扮成“外党人士”的样子，然后再凑过来深沉凝重地秀一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戏。真叫人恶心。

由执政党批钱养一群“在野党”。这种奇事好像在前苏联也没有过。这既说明中供对国库极尽挥霍之能事，更反映出中供领导人深重自卑的内心。中供领导虽然铁心要独裁，但也知道独裁不光彩。“称孤道寡”的确很受世人鄙夷。为了填补这种难忍的自卑，就挖空心思地组织人马演出“多党合作制”。希望通过“民主”表演活动来冲淡独裁者丑陋的形象。每年的“两会”期间，这种多簧配合的段子照例上演一回。别看戏路单调乏味，演出的费用却很沉重。虽然每年演出时间只有几天，要命的是所有的“戏班子”都必须常设。从中央到每个县市都必须设立政协并“按规定”组建若干“民主党派”。这样一来，中国纳税人还得常年供养着从中央到县级这样一套数目庞大的“在野党”。其他各国纳税人只养政府。而中国纳税人养了政府还要养执政党，已经够冤了。岂知这还没完。中供意犹未尽还要人民再养些“在野党”以美化自己。税上加税，冤上加冤。有朝一日政权还给人民，政协这骗人的养党机构必须废除，肮脏开支必须立即停止。现有的这几个冒牌的“党”，要么去组建独立的政党，要么正式并入中供恢复其“支部”的本来面目。不管执政还是在野，统统都自行去向民间募捐养活自己，不许再吃纳税人的钱。

五套班子中还有零点一套养党机构在哪里？

党委、纪委、政协，这是各级五套班子中的三套班子。但何来三点一套之说？这“零点一套”养党机构在哪里？它在“人民政府”这套班子里，是中供安插在政府里的党组、党办和一些神秘性的党务机构。

美国劳工部里有共和党“党组”的编制吗？不可能有。布什最多能派共和党人去当部长。他要敢在里面设本党党组，国会一定饶不了他。而中国的各级“人民政府” 里却设立着大量的中供“党组”。外加一个统管性质的“直属机关党委”。从国务院各部委司局到省市政府的各部门均照此办理。党组比党委小，但往往也有专门的办公室和秘书等专职干部。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的简历中，有“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党组办公室副处级秘书、副主任（正处级）”的记录。显示一个部级党组的摊子还不小。这些党组占用政府公务员编制和办公设备。给国家增加了额外负担。中供本来没有必要在政府部门里叠床架屋地设那么多党组。明明已经有了各级党委，且政府各部门里重要的职务也都由中供党员担任。有些地方的市委和市府还在同一座大院里或同一栋大楼里办公。市府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市委的眼睛。党对政府的控制已经达到超严密程度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可见共惨党是一类内心永无安宁的政治动物。“失控”的忧虑永远存在，监控的机关永远不嫌多。反正是国库的钱，不花白不花，机构不设白不设。一切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党组织看管着。支部要建在幼儿园上，党组要设进部委厅局。“党组”遍布政府各个部门，数量很多，所耗用的公款不是小数字。

各级政府里还有一些神秘机构。你也许听过“省府或市府N办”这类名称。这种机构通常是政府里的一个专项办公室或者某个工程项目。但有的却是共惨党设立的特殊机关。共惨党性喜黑暗。哪怕在自己统治的天下里也爱搞“地下活动”。这类特殊的机构名称虽然是“政府”的什么办，实际上是党的机构。其人事和日常运作都归同级或者上级党委掌控。这样的神秘机构具体情况不容易弄清。过去外界知道略多一点的是中供的特务机关“调查部”的派出机构。调查部在中央的机关为“中央调查部”，但省市级却不以“省/市委调查部”而是以“省/市府第二办公室”的名义出现。现在二办并入国家安全局。这些机构依然专为“党的安全”而非“国家安全”而工作。豇贼民与俄国人的秘密领土交易有损害国家安全之嫌，但国安局不会去调查。相反他们会严查并迫害那些揭露这种交易的人士。在正常国家里，“反党”是公民的权利。国家安全机构不会去调查制止反党行为。因此中国政府中这些专门为党提供的服务就是额外多出来的。其所开支的费用，理所当然应当划入“专用养党费”。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零点一套”养党机构。

对各级“三点一套”政权班子所需养党费用的估算。

我在前面说过，中供以公款养党自己不报账更不许别人查账。这给我们估算养党机构的费用造成一定的困难。我们只能从一些已知的事实入手进行推算。具体方法是：

第一步，估算养党机构供养的人数。这个人数包括在职人员，也包括离退休人员。

在职人数的估算。首先要指出，估算时不能不考虑中国党政机关超编的现实。中国学者和官方已经提供很多资料证明了超编现象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民政部官员詹成付的一份调查分析论文指出他调查的15个乡镇定编只有404人，而财政实际供养人员达882人。超编118%。在估算各级三点一套养党班子供养人数时，必须对其定编人数乘以一个超编系数。若按詹成付调查的数据来定，这个系数会高达118%。显然偏高。但从国内各方面报道的情况看，超编 20%-50%是很常见的。我从低估算取20%。

养党机构的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住房医疗福利，无论是否由原单位支付，都是公款开销。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并不比在职人员低多少。特别是离休人员，不但离休金高于普通干部工资，还享有优厚住房补助和医疗保健服务等。所花公款不菲。离退休人员数量，可按在职人员的一定比例推算。近年来离退休人员生活质量提高，活到七、八十岁以上者已很常见。就算平均活到七十五岁。则退休生活年龄段为15年（60-75岁），在职工作年龄段为40年（20-60岁）。假定机构规模基本稳定，则离退休人员比例大致为15/40=37.5%。我从低按三分之一（33%）估算。

我估算各级“三点一套”机构的在职人数时，能找到定编资料的，就以定编资料乘以超编系数推算。找不到定编资料的，就用其他间接的方法估算。我找到一些市县和乡一级的定编资料。估算出市级“三点一套”养党机构约供养400人，县级120人，乡镇街道级１2人。这些是大概数，但也是低估数。目前还没有找到中供中央和各省、直辖市“三点一套”机构的定编资料，只能通过间接方法估算。

关于中央级“三点一套”机关。偶见不同途径所透露出数字，即令人觉得其规模出人意料地庞大。根据网上流传的高新所著《领导中国的新人物》一书，仅中供中央办公厅系统就有编制三千八百四十八名。而知名度不算高的中供中央编译局，自称有党员三百一十三人。考虑到一个单位里党员比例通常少于三分之一的普遍情况，这个局的总人数当在千人上下。中供中央的每个部有多个局、室。中央统战部有六局一室一个办公厅和一个机关党委。而中联部则有十局两室一个办公厅和一个机关党委。这两个部的编制人员不会少于编译局。中宣部中组部这种大部所供养的人数应当更多。中供中央警卫局局长拥有上将军衔，所辖警卫部队当在师级规模以上。扣除警戒国家机关的兵力后，应有千人以上用于保卫党中央。为了镇压flg，中供紧急成立凌驾于政府和司法部门之上610办公室。不惜代价地对flg进行野蛮镇压。显示中供中央机构可以不受编制限制而随意扩展。保守地估计，单是中供中央机构的规模就在万人以上。加上中纪委、全国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总部、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司局里的党组党委机构等等，中央一级“三点一套”机构人数应该超过一万五千人。最少不会少于一万二千人。

省级“三点一套”的规模，也靠间接推算。安徽省委机关幼儿园的网页上介绍该园情况说：“省委机关幼儿园座落在省委大院内,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现有 14个班级,450多名幼儿、40多名教职工。”在没有更好资料的情况下，我用这个数字推算该省委机关供养的人员数。我们知道，在中国一胎化政策下，一个职工从二十岁左右就业到六十岁左右退休，四十年里最多有三年时间能够向幼儿园提供生源。假设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年龄段是均匀分布的，那么任一个时刻里能够提供一个幼儿生源的职工群体为40/3，即13个职工可提供一个。考虑到拥有幼儿的职工可能选择其他寄托幼儿的地方，比如在配偶一方就近的幼儿园，在住家附近的幼儿园或者交付老人照看等。这个比例还要增大约一倍。即相当于26个职工能向省委机关幼儿园提供一个幼儿。这样，该省委机关幼儿园里450名幼儿就代表着一个11700人的职工群。当然省委机关幼儿园可能还招收非省委机关职工的幼儿。但外来职工提供的生源比例会小于省委职工生源的比例。就算省委职工和外来职工的孩子各占一半。我们还可以保险地说，中供安徽省委机关供养的人数不少于5850人。考虑到各省差异，我再向下打个折扣，按平均4000人估算省委省纪委机关人数。加上省政协机关、省级“民主党派”总部和省府各部门中的党组党委等等，省级“三点一套”养党机构的规模估算值为5000人。这应该是很保守的数字。

第二步，乘以中国公务人员平均的工薪福利率，得出人员经费。

工薪福利率指人员的工资津贴住房医疗的福利等。不包括办公设施和用品等开支。关于这个工薪福利率的资料差异比较大。网上有些文章算出的数字很大，声称养一个党政干部每年需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民币。我相信，把党政官员一些不正当（所谓灰色）收入都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数字并不太高。但本文采取保守估算方法，不考虑比较不确定的灰色收入。浙江省金华市政府今年二月发出《关于完善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经常性经费支出包干办法的通知》的文件。文件中关于人员经费的包干标准是：最高的厅局级干部每年7.5万元，最低的科员以下者为每年3.3万元。如用这个标准作为全国性标准仍然会偏高，因为金华是比较富裕的市。贫穷地区的党官们的花费会比这个低。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按每年人均三万元计算中国公务人员的年人员经费。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低的标准，就用这个值。

第三步，由人员经费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比例推算出总费用额。

人员经费以外是建筑、设备、用品等硬件以及公务差旅会议等费用。各级别各行业中人员经费在总费用中的比例很不相同。在楼宇辉煌设备精良的党政机关里，大量的钱花在好楼好车好设备上了，人员经费所占比例自然低。而在房舍简陋办公设备不足的教育系统，人员经费比例可高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考察的是有权有势的养党机构。这些机构在一方土地上总是在最好的楼宇里办公。乘用最高级的车辆，使用最先进的电脑手机等等。出差办事总是乘坐高等的舱位住星级酒店，一顿会务 “工作餐”就要吃掉几百上千元。他们的各种开销水平怎能和那些在陋室危房中上课的民办教师相比？怎能和连一部小车也没有的县中学相比？因此，“三点一套 ”机构里的人员经费比例不会高，我按55%到65%计算，中央和省级按55%，地市级按60%，县乡两级则按65%计算。

以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中国行政区划数为基础，按照上述三个步骤，我估算出各级“三点一套”养党班子供养一百五十六万余人。每年耗用养党资金约七百二十亿元人民币。

第二项，学校系统中的养党机构

如果美国某大学根据谁在白宫掌权而相对应地在本校设一个“校党委”和一个“校团委”，同时每个系或专业也都养个“党支部”的话，很可能成为轰动全美的丑闻。该校学生一定会拒绝为养活这样的机构而支付额外的学费。

而在中国，岂止大学，从幼儿园起就有党支部了。支部建在娃娃头上。又一项具有中供特色的养党体系。小学一般设党支部。编制上是一两个人。中学多设党总支，下辖若干支部。中专学校以上基本设党委。高校里的党务机构层次更多，从校到院系所再到学科专业都有专职的党务工作人员。多的可达上百个党务机构，少的也有十多个。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4年统计公报，全中国在２００3年拥有高校１５５２所，中专与中学８９３９８所，小学４２５８４６所，幼儿园１１６３９０所。按每所高校（包括下属院系所）供养党、团机构工作人员２0人，中专与中学３人，小学１人，幼儿园0.1人（部分幼儿园不设党支部，故按平均每10所幼儿园拥有一名党干估算）。估算全国学校（不含党校）系统里的党务机构供养约九十六万人，每年消耗养党资金约三百六十五亿元人民币。

中供各级党校不同于普通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是专门为共惨党培训党官的场所，它们直接为共惨党掌权服务的性质是明显的。党校的费用应当全部算入“专用养党费 ”。根据中国《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透露，全国有２５００多所党校。按每所党校拥有３０名在编教职工、１０名离退休人员算，全国党校系统每年约需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学校系统还有一项重要的养党开支，就是设置专为共惨党服务的政治课程。从幼儿时代起，中供就有系统地对人民进行愚弄性的灌输。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课程，都被中供塞进美化自己、贬损政敌、歪曲历史的内容。各级学校都设专门教研部门负责这些教育。学生被强迫学习这些课程，还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毕业升学。这种课程和其他各国学校里的历史和社会学知识课程是不同的。因为它是专门为一党服务的课程。这种课程封闭学生的思想，灌输虚假的历史资料，造成学生终生性的思想方法错误。这种教育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教师和学生都不相信教材的内容，但都认认真真地完成教与学。显然共惨党推行这种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相信课本的内容，而在于训练学生懂得服从权威服从教条而忽略真理泯灭良知。中国人民今日对高官权贵的逢迎、对弱小同胞的冷漠、对投机取巧的热衷、对作假行为的容忍等等都显著于他国人民，也显著于港台同胞。这种整个民族在品质上的退化现象，正与中供在学校中推行反人类的政治灌输密切相关。

我用估算学校党务机构相同的方法，估算出这项护党课程的校内机构开支约为每年三百六十亿元。必须指出，这一项所开支的养党费用，不仅仅增加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更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前程。共惨党下台后这一套洗脑体系一定要废除。但中供毒化华人心灵的教育后果还会延祸许多年。

第三项，公款养活的“人民团体”

中国有一类党办的“人民团体”。它们在名称上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团体很相似，但性质完全不同。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都是以民间团体名义存在的共惨党分支机构。

1、它们是“官”而不是“民”。在正常国家里，“社会团体”和“官方机构”相对，即“非官方机构”，ＮＧＯ。而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却是官方机构的一部分。这些团体里的领导人由共惨党任命，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吃着皇粮。一个人离开政府机关去从事工会活动，在正常国家里叫做“弃官为民”，而在中国却属于“工作调动”。用党的话说是换个岗位为党工作，或者叫党往不同部位上拧螺丝钉。

2、正常国家里社会团体的经费基本来自民间募款或者会员缴费，国家只给个别团体极少的补助。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基本靠公款过活，其机构设置都在国家“定编”之内。

3、正常国家里社会团体与执政党间没有隶属关系，而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在章程里明明白白地写着由“中国共惨党领导”的字样，毫不掩饰它们是共惨党分支机构的性质。这些团体的机关里，都设有共惨党的党委和支部。

4、正常国家里的社会团体多元化，五花八门的工会、商会、妇女、青年等组织并存发展。而中供搞的“社会团体”具有完全垄断排他的性质。中国“妇联”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国妇女自行联合起来；中国“工会”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国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

毕竟是吃公款的养党机构，它们内部机构设置也很像党委机构。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设有办公厅、组织部、宣教部、机关党委、机关工会、离退休干部局、国际联络部等22个部门，每个部门下面再分若干处室等。完全就是大官府衙门的派头。正是这种衙门的存在，中国工人们无法组织自己的工会，工人的权益长期遭到剥夺。

中供搞的这些“人民团体”是针对某一方面人民进行控制的机关。其真正功能是监视和防止各界民众对中供不忠诚不顺从，禁止各界成立维护自身权益的独立组织。这种吃皇粮而帮助执政党压制各界人民的“社会团体”在正常国家里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些团体的经费，完全属于专用养党费。一旦中供下台，它们必须转为非政府组织，不能再靠公款生存，不能再为一党服务。

这些党办公养“团体”的在职人数，按中央级1000人，省级300人，地市级60人，县级25人估算，乡镇级不计。每年消耗六十多亿元人民币。

第四项，军警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等国家机器中的的养党支出。

2002 年10月10日新华网发表记者徐壮志、孙彦新所写的报道《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我军党建水平明显提高》。报道指出：“据统计，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有上万个党支部受到团以上表彰”。我们可以据此大略推算戒严军和武警部队里党务机构的规模。就算戒严军和武警当局滥用表彰手段，平均每三个支部就有一个被表彰，则戒严军和武警大约拥有三到五万个基层党支部，按四万个算。每个支部必有一个正职（比如指导员），大一点的单位还有一至数名副职（副指导员）。平均每个支部按1.5名党干计算，全戒严军和武警就拥有九万左右的基层党务人员。基层以上还有党务机构，一般营设总支，团以上设党委，直至最高层的中央军委。通常一个师级单位有二十个左右的党委和总支，下辖五十到两百个基层支部。按照八个支部有一个党委/总支，每个党委/总支平均用三个人算。全戒严军和武警就拥有七千五百多个党委，供养人员约两万多。基层支部和上级党委相加，估算全戒严军和武警共拥有党务干部约十一万人。

除了戒严军和武警部队，中国还有地方武装单位。从省军区到地方军分区再到市、县区的人武部、县中队等，每一级都有党委或支部，都有政委指导员编制。全国算下来，也该有一到两万的党干，按一万五千估算。

这样，估算中国军警和地方武装机构里党务干部的总人数为十二万八千人。每年支出的专用养党费约六十四亿人民币。

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内的党组。根据中国检察日报的“正义网”，中国有各级人民法院3556个，人民检察院3846个。按每个院内平均两个党干来算，共有近二万人，耗用养党费用约十亿元。

第五项，国有企业内党务机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全国国有经济企业按规模划分的统计数为：万人以上的大企业有566家，五千至一万的1281家，一千至五千的 18804家，五百到一千的30830家，一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分别估算上述各规模企业中平均党务机构人数依次为：20，15，5，2，1人。其他条件与前面项目相同。这样算得国有企业内养党机构供养人员六十多万人，每年耗用国有资金二百八十多亿人民币。

第六项，党的喉舌以及为党宣传项目中开支的养党费用。

宣传，是共惨党花钱力度最大部门。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影响力来欺骗操纵影响人民，是共惨党政权得以存活延续的保命法术。为了保命，共惨党花钱决不手软。这方面的养党花销数额巨大，可能占到中供整个养党开支的三分之一。但由于这方面的开支非常庞杂，很难估算。这里把一些滥花公款的现象列举出来。然后做一个粗略的估计。

西方竞选期间，各党花不少钱上电视台做广告。那些广告基本是按秒算钱的，时间长了吃不消。而中供的喉舌电视台每天都必须美化党的领袖，吹捧党的政策，攻击党的敌人，欺骗党统治下的人民。这些节目绝不晃几秒就过去的。而是数分钟甚至数小时地延续下去。如果按照正常价格购买电视电台广告时间这样做的话。每天该支付多少钱？

西方媒体也追逐报道政治领袖。但注意力集中在领袖人物的丑闻和弱点上。而中供垄断下的成千上万媒体只能为树立党的威望歌颂党的恩德而工作。谁能算得清，有多少中供官员受到公款制作的影视作品和音乐戏剧的歌颂？这方面花钱最多的是毛泽东。他的威望因而最高。“老一辈”中供中央政治局成员，只要不在党内斗争失势，都享有公家出钱编制的音像作品的歌颂的服务。１９９０年代有段时期不知来了什么毛病，掀起了一阵歌颂政治局委员爹妈的热潮。豇贼民的继父（江上青），李朋的养母（邓颖超）、生父（李硕勋）和生母（赵君陶），邹家华和李铁映的父亲（邹韬奋、李维汉）等等都出了专门的影视片子。而李朋自己几乎天天要出镜，那一阵的中央电视台简直就成了李朋的“全家福”表演站。李朋父亲的电视片前后至少出了三部（10集电视连续剧《李硕勋将军》、6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李硕勋》、电视纪录片《革命烈士李硕勋》）。不但在电视上生辉，还要在各地光耀。李硕勋故居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高县建了他的纪念馆。海南海口市建了他的陵园、纪念亭。还把海口市一条路命名为“李硕勋路”，把一所学校命名为“硕勋学园”等等。这一切都是用借助国家权力动用国家公款办到的。不是以权谋私又是什么？问问各国财政官员，他们国家财政开支里有没有这一块？美国纳税人能不能允许小布什从美国财政里拨几百万请好莱坞拍部歌颂老布什的电影？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不算经济账。这是几十年来的既定规章。在文革前后十多年时间，国家计委制定计划时必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列为国民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资金、设备、材料、人力，技术等资源必须绝对保质保量供应，不得挪用，不得延误。1960年代中国遭受严重饥荒的时候，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不但没有减缓，还增加了力度。那几年里大多数国民经济社会统计数字都下降了，只有人口死亡率和毛泽东的威望等少数指标保持了同步增长。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奇特的现象。宣传共惨党及其领袖的电影戏剧总是兴师动众搞全国性协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动用十几个省市和各军种的宣传力量，经历一年多才完成。九十年代拍摄电影“大决战”，总导演李文化向外国媒体透露：初步预算七千万人民币，但实际耗费在两倍以上。影片动用全国5个军区100多万部队和大量人民参加拍摄。陇海铁路被停运几十分钟以拍摄“实景”。天津市封锁市区最繁忙的交通地段达十几个小时，市政府大楼被用于拍外景，故意把上百个玻璃窗打破。一部电影，直接成本就上亿。还有这扰民伤民的间接损失怎么计算？

还有，宣传党的书籍出版了、报刊印成了、电影电视拍完了，但是没有什么读者观众怎么办？有了公款就好办。共惨党无非再动用些资源进行推广罢了。当年推广毛选，搞到人手一册至多册的程度，以便你在车间、在地头、在家里、在办公室、在旅途中、在病床上等都能读毛选。免费赠送毛选成了制度。下乡时送一套、返城时送一套、招工时送一套、参军复员、入学毕业、住院出院、结婚离婚等等都是送毛选的时机。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毛选则是按书分配，印多少就得送多少。而毛泽东在动用巨额公款给自己编制发行著作之后竟然还收取了上亿的“稿费”。近年来为现任领导人公款出书情况收敛了一些。但为美化中供以及 “老一辈”高级党官而大量动用公款编写出版宣传物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严重。各级图书馆中“革命史”、“革命事迹”一类的出版物早就堆积如山了。然而中供仍然不知疲倦地组织力量编写发行着。

党报党刊没人订？于是就靠行政命令搞强制订阅，每年各级党的宣传部都要开一次“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下指标压任务，外加“私订公助”、“集订分送”等等花样软硬兼施保证党报的“稳定发行”。对于乏人问津的革命电影，则采用公家出钱买票，组织干部群众观看的方法。不惜中断正常工作在上班时间组织观看。幼儿园教师“接上级通知”要去看革命电影，家长就必须提早半天把孩子接回家。这样的事本人就经历过多次。

铺天盖地的宣传，必然要花掉铺天盖地的钞票。我们知道中供在媒体、出版、影视艺术等等方面的养党护党花费是巨大的，粗略估计应该不少于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不但要搞正面宣传，还要压制“敌人的声音”。中供干扰国际广播，封锁网络的强度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而干扰封锁需要昂贵的设备和大量人力。有中国学者指出，苏联曾在所有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里设立了干扰台。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大约有3000部干扰机，设置费用共花了约2.6亿美元，每年还要花维护费约 2.5亿美元。这笔费用比苏联办国内广播的经费还要多。鉴于中国人口众多，2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是前苏联的好多倍。中供封锁真相上一向是不惜血本，宁滥勿缺的。因此在干扰国际广播方面所花的钱肯定是前苏联的许多倍。此外中供还要在东南沿海省份压制港台电视节目的传播，更要对电脑网络和电话手机通讯等进行严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保守的估计，中供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费不会少于20亿美元。即在一百六十忆人民币以上。

此外，中供还有一项很大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开支。就是为共惨党自己高级党官以及英模人物建立纪念馆纪念碑物。共惨党的历史实在充满了罪恶。它掌权以前大部分的时期里都是搞武装暴动割据国土建立洋式马列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躲避日寇袭击国军破坏抗日的。出兵朝鲜则是支持侵略者服务于苏联帝国的野心。这些历史的真相对共惨党很不利。为了对抗真相美化丑恶的过去，为了粉饰本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中供不惜工本修建了大量的纪念馆纪念碑和其他纪念建筑物。这些设施的投资和维护费用由民政事业费中开支，挤占了扶贫、抚恤方面的资金。这类建筑物早已多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各地每年还在抽调资金用于新建扩建和维护。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兴建“红色旅游”线路的消息，动则投资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资金上去修陵树碑建堂立馆。照看这些碑亭堂馆亦成为党官们安插亲属吃财政供养的好机会。新华网报道过某地居然可为一座只有三个墓碑的陵园安插二十多份职位的奇闻。全国这方面的花费，每年应达数十亿元。按三十亿计算。

第七项、资助他国共惨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非法外交费用。

中供在夺得政权之后的头几十年里向外输出革命。资助着几十个国家里的共惨党和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有些是暗中进行的，有些则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些行动耗费了人民大量的钱财。给中外国家人民都造成了灾难。这种对外资助无助于国家间正常的外交关系。相反这种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破坏了中国和邻国的正常关系，激起了邻国的反华浪潮，给华侨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因此这些钱称为“破坏正常外交关系费”比较妥当。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供一九六五年支持印尼共惨党搞武装政变。造成印尼与中国断交，并在印尼激起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华排华浪潮。但是毛泽东不在乎。因为他是受益者。败坏中国国际形象地活动总会导致毛泽东在国内威望的提升。因为中供喉舌可以不理睬各国舆论，单单报道海外亲毛组织认真学习“毛选”，运用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方针去战斗并且“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消息。这些虚假消息对国内人民有很大的愚弄作用。毛泽东就从“中国人民的红太阳”顺利升级成“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了。

还有些洋人利用毛泽东这种挟洋心态搞欺骗，骗走了不少资金。ＢＢＣ曾经报道说，荷兰秘密情报人员贝维伪装成一个荷兰共惨党的领导人骗得毛泽东的信任。在中苏决裂之后中供为贝维出资成立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还出钱供贝维周游世界。所花费的资金在一百万英镑以上。在1970年代，一百万英镑不是一笔小钱。但中供不会在乎，老毛更不在乎。就算知道了真相，毛泽东也不会心疼。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个洋人只要每年七一或国庆节打着西方“反修”政党的旗号给毛泽东发一封贺电，就足够让老毛增添不少“自重”了。

邓小平掌权后，为了引进外资挽救中供的濒临破产的经济，需要和东南亚各国修好。于是邓断然背弃了东南亚各国里那些忠心耿耿的“兄弟党”。中止了对他们的支援。听任他们被本国政府军队一点点围剿消灭。从此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就正常化了。这也反正了毛泽东那些“援外”支出对正常外交关系只有破坏性。

现在中供不再支持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了，这是好事。但中供中联部对外活动仍然很频繁，其任务仍然是联络世界上残存的“兄弟党”，为挽救必定衰亡的国际共运进行最后的努力。这个必定失败的努力继续耗用着中国纳税人的钱。

此外，中供这些年来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放在海外媒体的扩展和收购、社会团体的渗透、加强公关运作等方面。根据大ere揭露，中供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不断扩大向世界传播的范围。原本只要6-8颗卫星就可以把全球覆盖住，而中央电视台却在全世界租用了37颗卫星！中供希望操控海外华人组织和华文媒体为自己所用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光是为了压制flg就进行了多方面多年的努力。为了中止新唐人电视台与欧洲卫星公司的合约，中国有关公司向欧卫提供大批合同。这种明显带有政治意图的大规模利益输送，没有中供的背后支持是不可能的。中供在海外扩张势力的规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汇也不是个小数目。估计每年应该达到数亿美元。这里且按二十亿人民币估算。

以上七项的总和，为两千二百六十多亿人民币。这就是我估算出来的中供每年所耗用的养党费用。我知道大陆有学者声称当前单是中国官车的车费每年就达四千亿元。而我估算出来的养党费才刚过该数值的一半，因此我可能估算得太保守了。但我觉得我的算法有理，就不打算去改它。不过毕竟由于资料不足，又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估算。难免会有误差。衷心欢迎读者挑剔纠正。经过不断地改进修正，最终总会找到比较精确的估算值的。只要这篇文章能够引起人们对中供经济消耗量和剥削量的更多分析与思考，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革命文献一首

他们党真是有人才啊。
理论水平跟我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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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建设战线的卓越干部，

为革命事业献出最宝贵生命的徐其耀同志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2000年10月8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其中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实为官场“金科玉律”，符合“付诸史馆”的标准；该信境界高超，观点鲜明，论述坦率朴实，语言精炼，警句迭出，振聋发愦，足可编入教科书当范文，聊以纠正当今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当然，该信有感而发，属即兴之作，逻辑上欠推敲，然白玉微瑕，瑕不掩瑜也！

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

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据说北京肝儿颤了

明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中国官员近日与地下教会人士进行了秘密接触，了解对方的立场及需求，并称这是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作出的重要姿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会长刘柏年对本报表示，与地下教会一直都有接触，他也否认报道称内地有1.3亿人信教。

爱国会﹕一直有接触

报道称，中国官员近日在北京一处办公室与基督教地下教会(又称「家庭教会」)的人士见面，天主教徒则未获邀。被邀请见面的金牧师称，「现在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了」，对话是大势所趋，公安亦减少查抄地下教会。金牧师称，政府需要了解他们是否「反动」，并想知道他们为何不接受政府监管。

报道又称，中国的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共有1.3亿，其中约1亿是不从属于官方教会的「地下」教徒。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会长刘柏年反驳称，「这不可能，我倒希望有那揦多。」他表示，政府和爱国会长期有与地下教会接触，「劝导他们在政治上服从国家，信仰上服从基督」，并曾提供《圣经》等。

此外，天主教新闻社报道称，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前日的午间祈祷中，向东南亚地区人民致以农曆新年节日问候。

老外论相声

No laughing matter: a hilariou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umor

by David Moser
http://www.danwei.org/tv/stifled_laughter_how_the_commu.php

来自王三表
http://www.wangxiaofeng.net/?p=2442

Americans seeing it on Chinese TV for the first time usually have the same reaction: “Chinese stand-up comedy!” And indeed, the surface similarity is striking: two performers stand up on a stage in front of a live audience and engage in rapid-fire humorous repartee, with their interaction following the tried-and-true formula of a “straight-man” acting as an exasperated foil to the muddle-headedness of an illogical clowner. One is reminded of the classic American comedy duos like Dean Martin and Jerry Lewis, George Burns and Gracie Allen, or 60s TV acts like Rowan and Martin and the Smothers Brothers. The Chinese art is called xiangsheng (literally, “face and voice”), which is usua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crosstalk”, and for mo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erformance form was virtually synonymous with humor in China.

Beyond the surface resembla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While American stand-up comedians tend to work solo, in China the two-person format is the dominant one (perhaps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tendency toward collectivism vs. the American cult of the individual). Crosstalk performers tend to be somewhat more formal and “stagey” in their delivery than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But the major difference lies i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performance. An American stand-up comedy routine tends to consist of a string of jokes loosely strung together, with the performer flitting from topic to topic with throwaway lines as perfunctory segues from one subject to the next. In contrast, a crosstalk piece is always a coherent, self-contained routine with a fixed narrative or unifying main premise. In this sense, a typical crosstalk piece more resembles a scripted dialogue such as Abbot and Costello’s “Who’s on First?” routine, or the Marx Brothers’ “Why a Duck?” scene. There is a repertoire of hundreds of traditional crosstalk pieces, as well as new pieces being written all the time, and each time a piece is performed the original premise and overall structure is preserved, with the performers free to add material or edit s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a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 subject matter of crosstalk draws upon every aspec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history, regional dialects and folk tales to contemporary issues like the one-child policy or economic modernization.

Crosstalk used to be phenomenally popular in China. Teahouses and auditoriums were packed each night with enthusiastic audiences, every theatrical troupe had a stable of crosstalk performers, and crosstalk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every Chinese New Year variety show. In a culture not yet glutted with mindless entertainment, crosstalk was the major populist form of humor, and it was genuinely loved by audiences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However, there is now widespread consensus that the art form has drastically declined in quality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Performances on radio and TV have dwindled considerably, and crosstalk is barely given a perfunctory place in the major variety shows. Audiences and performers alike perceive a crisis; is the form in danger of dying out completely?

There are various explanations for this decline. Some lament that, with the advent of tape recorders, the master-apprentice system of transmission has fallen by the wayside, resulting in a lowering of performer standards. Others maintain that the severe time constraints of TV deny performers the breathing space they need to deliver an adequate performance. Media analysts put the blame on competition from the influx of foreign DVDs and more free-wheeling Hong Kong entertainment products. Everyone seems to have an excuse for crosstalk’s increasing inability to hold an audience.

The excuses all ring hollow. Similar humor forms remain wildly popular in the State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tand-up humor is easily staged, quickly produced, and has an immediacy and topicality that no other form of humor can have. All people, including Chinese people, crave the cathartic release that laughter provides. If done right, there is no reason to think crosstalk would not enjoy the same popularity as its foreign counterparts. The real cause of crosstalk’s decline is painfully obvious, though no one dares to publicly acknowledge the truth: the Communist Party killed i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ystematically stifled crosstalk by bowdlerizing its tradition, restricting its natural growth and evolution, and reducing the form to a sycophantic, unsatisfying — and unfunny — shadow of its former self.

Younger audiences exposed to only the lukewarm pap that now passes for crosstalk on Chinese TV have no way of knowing that it was at one time a freewheeling, vibrant, and even rambunctious art form. Developing from humble origins as a type of street theater in the Qing Dynasty, by the 1940’s it had become a complex oral performance form that maintained an anti-authoritarian and even slightly subversive quality. It was wildly politically incorrect, lampooning everyone — pompous social elites, corrupt officials, country bumpkins, the handicapped, prostitutes, the effete intelligentsia, and even the KMT leaders in power at the time. It is difficult to convey the culturally-embedded style and content of crosstalk humor in a brief article such as this, but suffice to say, the form was every bit as rich and varied as the traditions of American Vaudeville and stand-up comedy.

Then came 1949. After the communist takeover, Party officials in charge of entertainment for the new China agreed that the crosstalk genre was too rowdy and impertinent to be allowed in its present form. It went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sexual humor had to be cleaned up, but authority figures were also now off-limits, and performers could no longer ridicule the peasantry, who were now the class heroes of the revolution. Crosstalk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forms were now called upon to “praise” (gesong) rather than to “satirize” (fengci). Few dissenting voices dared point out the obvious problem, namely that “praise” is not very funny. But no matter. In typical Chinese fashion, a special task force was formed, the “Committee for Crosstalk Reform”, under whose guidance hundreds of traditional pieces were revised and cleaned up for public consumption. Many pieces could be salvaged with minor cosmetic surgery, while others could only be discarded completely.

Typical of pieces that were deemed unacceptable was “Drinking Milk”, a one-person piece which goes as follows (drastically truncated here for space reasons):

An old man takes sick with a rare disease. The doctor tells him “This is a serious illness, my friend, but we can cure it for you. There’s a speci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that will fix you right up. But there is one problem: the prescription requires that you drink milk with it.”

“Why, that’s no problem.” the old man says.

“HUMAN milk,” clarifies the doctor.

“Well, that’s no problem either. It just so happens my daughter-in-law just gave birth to a baby. I can just get some milk from her.”

“Sorry, but there’s one more requirement,” says the doctor. “The milk has to be drunk directly from the breast, otherwise it loses its effectiveness.” Whew. This might be a little tricky. What can he do? The old man has no choice but to directly approach the daughter-in-law with his problem. He explains his predicament to her, and she is quite understanding.

“It’s a matter of life-and-death,” she says. “Of course I’ll help you.” So she timidly opens up her blouse and lets the old man suck the milk. But he has barely had one mouthful than the son — who had heard that his father was ill — returns home from work early. Opening the door and seeing his young wife there with his very own father in this rather compromising situation, he is understandably pretty pissed off.

“Dad!” the son cries in shock.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The father, seeing his son’s displeasure, stands up indignantly and says, “So! I drink one mouthful of your wife’s milk and you get this upset? Have you forgotten how much of MY wife’s milk YOU drank when you were a baby?”

This piece is no longer printed or performed in the media. It has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disappeared from the crosstalk repertoire, though older performers remember it and can perform it in informal settings. The average Chinese audience member would be amazed that crosstalk in its current innocuous form had anything even this mildly risqué in its past.

But if they found this piece surprising, they would be absolutely flabbergasted by the X-rated premise of piece called “The Birdie that Doesn’t Chirp”. The piece is a double entendre-filled conversation between a man and a lady friend. (Female performers were rare; crosstalk, like early American stand-up comedy, was almost exclusively a male domain). The man mentions to the woman that he owns a special kind of bird that doesn’t chirp. Under puzzled questioning from the woman, it turns out the curious bird in question has no feathers, has only one eye on the top of its head, stays inside its “cage” most of the time, can grow or shrink in size at certain times, and so on. As the dialogue proceeds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obvious to everyone but the innocent woman that the “bird” in question is actually the man’s penis. At one point the woman suggests that he take his bird out to a teahouse, as is the custom of Beijingers who raise birds as a hobby:

Man: A teahouse? Forget it! Last time I went to a teahouse at Wangfujing, as soon as I took off his cover, the waiter came running over. “Cover it up! Cover it up!” he said. “If you don’t cover that up, I’m gonna scald it to death with boiling water!”

Woman: Oh.

Man: Better cover him up, right? So I covered him up.

Woman: It seems to me you do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birds. You can’t put his cage on the table if you go to a teahouse. All that dirty bird poop. While you’re drinking your tea, you hang your birdie up.

Man: Hang it up? No way!

Woman: Why?

Man: Dizzy from the height.

Woman: Nonsense. Birds don’t get dizzy.

Man: No, I mean I would get dizzy.

Woman: What’s it got to do with you?

Man: It’s my bird, after all.

Very sophomoric humor, of course — sort of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a Playboy party joke. But it is revealing to see how far this kind of frankly sexual content could be taken in pre-1949 China. Crosstalk performers referred to this sort of piece as hunkou, which could be loosely translated as a “meat [as opposed to vegetarian] dish”.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remotely approaching it in the broadcast media today. (It is difficult for scholars to reconstruct pre-Liberation crosstalk because in the political extremism of 50s and 60s mos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art form, including films, scripts, and recordings, were destroyed or irrevocably lost. A wire recording of this piece was made in 1953, and somehow resurfaced in 1990, whereupon the fragile steel wire technology was transferred to audiocassette tape by a member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assed on to a Princeton professor.)

Crosstalk also had an abundance of black humor. The premise of the piece “Selling Coffins” is almost Monty Python-esque: A coffin seller burdened with a surplus of merchandise desperately tries to unload more coffins on his customers using hard-sell techniques:

A: [to the customer]...The smaller coffins also can be put to other uses besides burying people, you know.

B: Like what?

A: Do you have a child in your family?

B: Yes.

A: Swell! You can buy one of these small coffins and use it as a baby stroller. It’ll be perfect: the handles on all four sides will keep the baby from falling out.

B: No good. A stroller has wheels, a coffin doesn’t. Without wheels, how can you rock it back and forth?

A: Just put four wheels on it and there you go! It shouldn’t cost much money.

B: But... the baby will be terrified jostling about inside!

A: Oh, don’t be such a fuddy-duddy! Stick a little mattress in there and it’ll be just fine.

B: Boy, you’ve got a solution for everything.

A: So you’ll buy one, eh?

B: Well, I... no, it won’t work. There’s no place to hang mosquito netting in the summer.

A: What do you need mosquito netting for?

B: Without it, the baby will get bitten by mosquitoes!

A: So just shut the lid. The mosquitoes won’t be able to get in.

B: But with the lid shut, the baby will suffocate!

A: So much the better.

B: What?!?

A: You can just wheel the coffin to the cemetery to bury the kid — no need to hire pallbearers.

These examples at least illustrate the range of freedom that this performance domain once had, and the kinds of salty content that pre-Liberation audiences were routinely exposed to. The point is that early crosstalk, like any indigenous folk art form, was able to reflect daily life in a rich, genuine way. Performers were free to explore both the virtues and the foibl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oth the glories and the excess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leasures along with the annoying absurdities of everyday life. In short, crosstalk was able to laugh at the full range of things Chinese, including the darker side. When the Party got their puritanical hands on the form after 1949, they immediately began to it pull out its satirical teeth, turning it into an bland mouthpiece for political policy.

During the dark day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orm virtually ceased to exist. The arts had become merely a tool of indoctrination, and crosstalk proved to be particularly fragile and unsustainable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While a revolutionary ballet can still retain some degree of compelling visual power, or a propaganda movie can still hold some purely cinematic value (note Leni Riefenstahl’s Nazi propaganda film Triumph of the Will), the purely verbal form of crosstalk had no other artistic elements to fall back on, and thus became effectively dead.

Mao Zedong himself was an avid fan of crosstalk, and would hold performances in his residences at Zhongnanhai on Saturday nights. Interestingly, he requested only the traditional repertoire, having no use for the newly produced, revolutionary pieces. Like his wife Jiang Qing, who banned all foreign films but viewed Disney movies in the privacy of her living quarters, Mao continued to foist revolutionary art on the masses, while privately enjoying the unexpurgated classics.

In 1989 I interviewed crosstalk star Hao Aimin, who was one of the younger artists who performed in these weekly performances at Zhongnanhai. In the relaxed setting of my dorm room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related what it was like to perform “stand-up” in front of Chairman Mao:

We would peek out from behind the curtain backstage while we were waiting to go on, and there would be Chairman Mao, all red-faced, dancing waltzes with the young women. Chairman Mao was a large man, very robust, but actually quite graceful on his feet, and a good dancer. Seeing him in this context -- as a human being rather than a world leader -- enabled us to relax a bit and not be so terrified when it was time to go on. Still, standing up in front of Chairman Mao telling jokes could be intimidating. You had the feeling the people in the audience were afraid to laugh unless he did. Zhou Enlai was a better audience in this respect. He himself was more easy-going and laughed readily at all the jokes. He also had a tendency to anticipate the punchlines, and would say them along with you. This would spoil the joke somewhat, but it made for a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In the late 1970’s,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rosstalk experienced a rebirth as performers were again given more or less free rein to exercise their creative powers. This time the satirists had a safe and officially-sanctioned target: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 excessive zealotry of the decade that had just ended. Performers took gleeful pleasure in getting comedic revenge on Jiang Qing and her cohorts, and dozens of pieces appeared with titles like “The White-Boned Demon” (the name of an evil spirit in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which became a nickname for Jiang Qing). Jokes about the Gang of Four that had been circulating underground for years could now be put to use in these routines, and crosstalk performers were even free to show off their much-vaunted imitation skills to viciously parody Jiang Qing’s sing-song Shandong accent:

A: [imitating Jiang Qing] I’ve always studied diligently since I was young. I persisted in reading Marxist-Leninist literature five hours every day, and Chairman Mao’s works for seven hours every day. Comrades, I read four works from cover to cover: I can recite from memory Lenin’s Das Kapital, and Marx’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B: Come off it! Give us a break!

A: Comrades, the struggles at the top are complex, and there are those in political circles who oppose me.

B: Yeah, they can see you’re a schemer and an opportunist!

A: They say that I have openly tried to subvert the Party. These accusations are totally groundless! Sure, I tried to subvert the Party, but it was never openly!”

You get the idea. Not exactly side-splitting humor. Most of these pieces don’t hold up well, of course, being perhaps prime examples of the type of humor for which “you had to be there”. But the laughter was truly cathartic, as audiences were now free to laugh at what just a few years earlier had been an oppressive aspect of everyday life.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pieces of the post-Mao period was “How to Take a Photograph”, which did a wonderful job of skewering the absurd politically excesses of the time:

A: On the wall of the shop was a piece of paper, and at the top it said NOTICE TO ALL CUSTOMERS.

B: What did it say?

A: It said: “All revolutionary comrades who come in the revolutionary door of this revolutionary photography shop, before asking any revolutionary question, must first call out a revolutionary slogan. If any of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do not call out a revolutionary slogan, then the revolutionary shopkeeper will take a revolutionary attitude and refuse to give a revolutionary response. Revolutionarily yours, the revolutionary management.”

B: Really “revolutionary”, all right. It was like that in those days. As soon as you went into the shop it went like this: “Serve the People!” Comrade, I’d like to ask a question.

A: “Struggle Against Selfishness and Criticize Revisionism!” Go ahead.

B: [to the audience] Well, at least he didn’t ignore me. [Back in character] “Destroy Capitalism and Elevate the Proletariat!” I’d like to have my picture taken.

A: “Do Away with the Private and Establish the Public!” What size?

B: “The Revolution is Without Fault!” A three-inch photo.

A: “Rebellion is Justified!” Okay, please give me the money.

B: “Politics First and Foremost!” How much?

A: “Strive for Immediate Results!” One yuan three mao.

B: “Criticize Reactionary Authorities!” Here’s the money.

A: “Oppose Rule by Money!” Here’s your receipt.

B: “Sweep Away Class Enemies of All Kinds!” Thank you.

The piece catapulted the young performer Jiang Kun into instant success, and more pieces followed. For a brief period of time, crosstalk had an officially sanctioned target and almost total license to attack it.

This period of satiric openness did not last long. Once the brief period of letting off steam had subsided, political topics were once again off-limits. Those in power did not wish for discontent with recently-toppled regime to begin to spill over into the current one. Genuine laughter is liberating, contagious, and ultimately threatening to the established rule.

However, crosstalk was at least able to return to its roots, and no one was more qualified to lead in this renewal than the art’s greatest living practitioner, Hou Baolin. Hou had been rehabilitated at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being branded as a “rightist”, and was now free to continue the work of revising and expanding the crosstalk repertoire. Hou Baolin was a self-taught performer with a prodigious memory and an uncanny ear. With a Buster Keaton deadpan face and a relaxed, understated style, his performances had an urbane sophistication lacking in many other performers. Hou’s strong point was not satire per se, but rather the basic skills of the art, which involved imitating dialects and opera styles, and capturing the rich range of Chinese speech in impressive vocal displays. With these techniques as a basis, he revisited and revamped the older pieces, recycling and playing with the rich set of plots and character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ythology. As popular as he was, his performances could only be characterized as masterful museum pieces. They represented the (pasteurized) cream of the old repertoire. With his undisputed comedic mastery, and with the content of his performances safely apolitical, Hou maintained a position as the premier crosstalk performer during the decades after 1949, becoming practically synonymous with the art itself.

As towering a figure as Hou was, he was not the person to take on the task of incorporating subject matter relevant to Deng Xiaoping’s China. Jobs, family relationships, consumer behavior, social attitudes; all were changing at a dizzying pace, and for crosstalk to remain funny, it would have to begin to reflect these new developments. What th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audience was crying out for was comedy material that examined the current realities of Chinese life, jokes that dealt head-on with the new and often traumatic changes unfolding under the new market economy. The raw material for such humor was certainly out there in abundance, and by all rights the 1980s should have been a heyday for Chinese crosstalk performers.

It didn’t happen. The task of producing effective crosstalk material was made nearly impossible by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still not allowing any content in the arts that smacked of criticism. Satire needs a target, but what social phenomena could performers possibly use as fodder for humor? The increasing ranks of laid-off workers? The chaotic collapse of the longstanding danwei (“work unit”) system? The gaudy excesses of China’s nouveau rich? The spoiled-brat “little emperors” resulting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Such juicy topics were off-limits, effectively preventing crosstalk humor from even getting off the ground. Even more frustrating was the fact that all these topics were being lampooned in the rich underground repertoire of jokes, doggerel poems, and song parodies circulating among the public. The jokes being told by cab drivers were funnier than those of the professional comedians on TV. What were crosstalk performers to do? They rehashed old material. They parodied TV ads. They recited tongue-twisters. They resorted to slapstick. And the form continued its downward slide, with audiences becoming bored and disgusted with the increasingly irrelevant blather performers were forced to produce.

For a very brief time in the late 1980s, however, it seemed as if one performer, Jiang Kun, teamed up with a talented young writer named Liang Zuo, might be able to put some teeth back into crosstalk by adopting a tactic that creative artists under other repressive regimes have employed, namely incorporating subversive messages into their work while on the surface adhering to guidelines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 first success of this duo was a piece called “Reflections in the Tiger’s Mouth”, the basic premise of which is as follows. A young man accidentally falls into a tiger pit at the zoo and finds himself face to face with a hungry tiger. Attempts to rescue him fail, and, suddenly forced to confront his own mortality, he frantically searches for some metaphysical consolation in his last remaining moments of life. But where to turn at this existential crisis point? His thoughts turn to a few communist slogans and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but these fail to provide either escape or spiritual comfort:

A: [Shouting to spectators looking down into the tiger pit] Hey, up there! Shouting slogans won’t do any good, the tiger doesn’t understand them! Hey, up there! If you really want to emulate the spirit of Lei Feng, some of you should come down here and rescue me!

B: Did any of them come down?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follow me!”

B: Are you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 Uh, don’t ask. Anyway, it was obviously me who took the lead in coming down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 . .

B: After all this time you haven’t thought of a way to escape!

A: Take it easy! Wait till I discuss this with the tiger.

B: Oh, so you’re going to discuss it with the tiger?

A: We’re going to do a little “ideological work”. [addressing the tiger] “Tiger! Tiger! Open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me. I’m pretty skinny — no meat!…Tiger, if you have mercy on me today and don’t eat me, if you let me get out of this, I. . . I promise I’ll lead a good life. I’ll not only work fo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ll even work for the Eight Modernizations. I won’t show up late for work at my work unit, and in the evening I won’t leave early. I’ll do everything my superiors tell me. At home I’ll be a model of filial piety, I’ll cheris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the street I’ll obey the traffic rules, and I won’t spit on the ground!”

He then seeks some metaphysical solace in various religions — Christianity, Islam, Buddhism — but realizes to his dismay that he doesn’t know enough about any of these belief systems to take advantage of what they have to offer. When he is finally pulled to safety, he once again puts these metaphysical questions aside as he directs his attention to wooing the attractive young lady who helped organize his rescue.

The genius of the piece is its two levels of meaning. On the surface it is merely a humorous vignette about a hapless Everyman frantically trying to save his own skin, and Jiang Kun delivers a manic Jerry Lewis-like performance that makes this reading plausible. But the underlying message was evident to those who could read between the lines: namely that the Party, in abandoning the legac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replacing it with merely a bankrupt and empty ideology, had failed to provide ordinary people with any moral or ethical grounding for their daily lives. Jiang and Liang had a hit on their hands, a piece that truly resonated with audiences — and it made it past the censors!

In another piece called “Self-Selection”, Liang Zuo manages to deal humorously with issue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even to flirt with the topic of homosexuality and bisexuality — issues that were not then or now acceptable topics for TV humor. The protagonist goes to the doctor and is told that he has come down with an extremely rare gender disorder: he is now exactly half-way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 he is neither male nor female. There is, however, an operation that can be performed on a special a gland in the brain. If the doctor twists the gland to the right, the patient will become fully male again; if the gland is twisted to the left, the patient will become a female. The doctor, realizing that this is a momentous decision, advises the patient to go home and discuss the option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What follows is an exposition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eing one sex or the other in the Chinese social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hypothesizing and weighing options, the protagonist keeps getting his gender roles confused:

A: As a woman I would still have to find a mate... Hey, how about if I choose a man as a mate?

B: Aren’t women supposed to look for men?

A: ... Okay, I’ve got to make a careful decision. A matter of “Till death do us part”, I can’t choose just anybody. I’ll pick... Hey, how about Little Mengzi at our work unit? He’s in a leadership position.

B: You have to decide this for yourself.

A: Nah, Little Mengzi doesn’t have the right look. He’s only 1.65 meters tall.... He has these stupid-looking double-fold eyelids — his eyes look like two belly buttons! He’s so short and dumpy, yet he loves to wear blue jeans, his two little buns poking out so tight... I can’t figure out figure out why that Li girl would pick him.

B: Huh? Little Mengzi has a fiancé?

A: They’ve been engaged more than a year now.

B: Then why are you butting in?

A: Isn’t everybody advocating “the third party sticking their foot in the door” these days? [Chinese term for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triangle in an extramarital affair]

B: Who’s advocating that?

A: Well what are all these articles in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n the subject?

B: They’re all opposing it!

A: ... Well, anyway, who’s “the third party” after all? Little Mengzi’s fiancé is the “third party”, not me! I’ve been sharing a bunk-bed with Little Mengzi ever since I started work at the factory. Has she ever spent the night in the same room with him? Plus, if I get married to Little Mengzi, it’ll save a lot of trouble. We wouldn’t even have to apply for housing, we could just move my bedding from the top bunk to the bottom bunk and that would be it! The housing situation is so tight these days, it would save the leaders of the work unit a lot of hassle!

B: You’ve got an answer for everything!

A: Sure! With so much competition for housing, you leaders have to think of some solution. If everyone did like I’m proposing, men marrying men and women marrying women...[pause] Uh, I guess that would be crazy wouldn’t it?

B: You’re finally catching on.

In the end the protagonist, having discovered that both genders have their advantages, chooses not to have the operation at all. “I’ll just stay like this — right in the middle!” he says. Again,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audience, the humor of the piece is perceived to center around the protagonist’s obvious violations of “common sense”. But to hipper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 and especially gays and bisexuals — exchanges such as the above were knowingly evocative. In China’s homophobic society, where crowded same-sex dorm room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are the rule, the situation hinted at here would be immediately recognizable to many as the only means for homosexuals to enjoy relatively safe, long-term clandestine sexual relationships. Furthermore, merely toying with the blurring of gender roles in a humorous context can lead to deeper reflection and awareness of these issues on the part of the average Chinese, who might never encounter an open and serious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elsewhere. As a piece of social satire opera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atively more restrictive social environment, one might make a comparison to the 50’s Hollywood film Some Like it Hot, where cross-dressing and gender-switching were all played for laughs, yet a more challenging — even subversive — subtext was there to be read by anyone sensitized to it.

The best Liang-Jiang collaboration was a piece entitled “Big News”, which was premiered as part of the televised Chinese New Year’s festival in the spring before the 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 The piece was an immediate and phenomenal hit. The premise is as follows. A tells B that he has heard it through the xiaodao xiaoxi, (“back alley information”, i.e., “the grapevin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bout to come up with a bold new experiment: Tiananmen Square is going to be converted into an outdoor free market, where hundreds of getihu enterprises would be allowed to set up stalls and hawk everything from blue jeans to VCRs. The straight man is incredulous that the historic square would be converted to such a crass commercial venue:

B: Tiananmen Square is the window of China. How could it be appropriate to plunk an outdoor market down there?

A: Window of China? Right! Foreigners don’t know what China is like. They can take one look at the square and say “An open-air market? Hey! China has a commodity-based economy!” Taking another look, they say “Hmm, and everything is pretty cheap, too! Okay, now we know!” And that’s the first step.

B: Oh, so now they know.

A: A window, you said. They take one look and get the picture. Foreigners take one look and think “Not bad!” ... It’ll put their minds at ease. “So much bustling activity, so much prosperity! Surely China will have no trouble repaying its debts!”

The jokester proceeds to counter all of the straight man’s objections. You say the marketplace will clutter up the front of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is has advantages for the leaders — when they get hungry during a particularly exhausting meeting, they can just step outside and buy a bowl of wonton soup! You say the open air market would be a distraction during important governmental activities? On the contrary, the market would provide visual aids; when the topic of the meeting came around to the problem of poor quality-control in industry, all the goods arrayed in the outdoor stalls could serve as handy examples. And so on.

The piece was dynamite humor at the time. The ostensible premise was the perils of gullibly swallowing the absurd rumors circulated in the xiaodao xiaoxi, but more astut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ere, of course, aware of the delicious irony of the true underlying subtext, which poked fun 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s rapid economic reforms and its continuing rearguard political policies. Of course, “Big News” didn’t merely point out this dichotomy — it rubbed the government’s nose in it. Audiences at the time laughed gleefully at the incongruous image of the somber square filled with hundreds of small capitalistic entrepreneurs at their outdoor stalls catering to rowdy hordes of bargain-hunting shoppers. The piece continued to be performed and talked about during the following few months of 1989, as life imitated art: Tiananmen Square indeed came to resemble a kind of boisterous outdoor marketplace as the student protesters took over. The piece managed to achieve something close true political satire, a form of humor totally absent from the Chinese media.

Then came the night of June 4. After the initial chao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 new ice age for the arts set in. “Big News” disappeared from the public record, and Liang Zuo himself became fed up with the crosstalk domain, turning to more lucrative TV serials. He died of a heart attack in 2001 at the age of 44. Crosstalk’s slump began to deepen, with the routine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erfunctory and aimless — and not funny. Some of the more talented performers jumped ship, crossing over into movies or cashing in on their fame by starting their own companies. What was left was a core group of veteran performers who were reliably entertaining but increasingly irrelevant, and a rag-tag assortment of inexperienced rookies who could only recycle lame jokes or wail pop song parodies.

And so the situation remains today. The result is that crosstalk’s presence on TV and radio has diminished significantly. Nor is the situation much better with live theater performances. Beijing, the center of the art form, now has virtually no venues where one can enjoy a performance on any given night. The more traditional city of Tianjin fares a bit better, boasting a few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teahouses (perhap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comedy clubs) where loyal fans can pay five yuan and spend an evening munching sunflower seeds and drinking tea while watching crosstalk. Unfettered by the time constraints of television, veteran performers are free to spin out the traditional pieces (some lasting as long as an hour) in more or less their full glory. Good as these routines are, some of the pieces are more than 50 years old. It would be as if New York audiences flocked to a comedy clubs to enjoy reprisals of Jack Benny or the Marx Brothers. Classic stuff, to be sure, but humor must reflect the times.

Nobody is more painfully aware of these problems than crosstalk performers themselves. It is they who have to endure the nightly “flop sweat” arising from confronting bored and contemptuous audiences. The words of one veteran performer are typical:

Naturally we all agree that crosstalk just isn’t funny anymore. It’s the computer age, but we’re still up there doing pieces about Peking Opera and peddler’s cries. The tragedy is, there is plenty of material out there. Everyone complains about the traffic in Beijing. Can we make a joke about it? No. It would be construed as a criticism of the municipal traffic authorities. Everyone is downloading porn from the Internet now. Can we mention this in a joke? Forget it. It would be admitting that Chinese people have sexual hang-ups, too… And never mind poking a little innocent fun at our political leaders.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So what’s the point of even trying to be funny?

In fact, every facet of daily life is so politicized in China, that crosstalk performers actually find themselves avoiding indigenous Chinese subject matter for their routines. For part of his performance in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show for the Year of the Horse, Jiang Kun, the leading performer of his generation, simply revamped a couple of foreign jokes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Surely one would think that some culturally relevant, home-grown Chinese humor would have been more appropriate for such an important TV event. Perhaps it was not worth the multi-leveled steeplechase that the censorship process entails.

The result of decades of constant conservative pressure from these TV censors is that the general tone of all the entertainment media in China is now unrelentingly laudatory, saccharine and Pollyanna-ish. And this style has become so ingrained that any content that is the least bit irreverent, iconoclastic, snide, or mocking (i.e., anything displaying the essential attitudes of humor) is perceived as downright crass and socially disruptive. Such an atmosphere of polite, cheery civilit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performing arts in general, but for the purely verbal humor of crosstalk, it is paralyzing.

The Chinese audience, now savvier and more internationalized, craves something spontaneous and honest, but crosstalk performers seem unable to provide it. One famous performer (who asks that I not use his name) laments that his career in the PRC has left him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comedy in any other way:

I’ve been overseas, and I’ve seen these American comedians like Robin Williams interacting with the audience, and so much of it is just improvised. My fans say “You’re so funny, and quick-witted. I bet you could do that, too. Why not just get up on the stage and go with the situation, play it by ear with the audience? People would love it.” But I say, no, it’s really too late for me. If right now you gave me the total freedom to stand up on the stage and say anything at all, in the end I’d just end up mouthing the same old things, falling back on the same routines. It’s second-nature to me now. There might be hop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for not for me. This is all I know how to do now.

Yet where is this new generation to come from? The most serious sign of the crosstalk’s moribund status is that virtually no stars have arisen in the past ten years. Clearly, the art needs new ideas, new material and new faces, or it is in danger of extinction. But what new talent is going to want to embark on a sinking ship?

I was once at a party attended by several crosstalk performers. As the evening wore on and the maotai liquor flowed, a few of them began to get up and tell jokes that were popular at the time, including this one about police corruption:

A new cop, his first day on the job. After putting in a day’s work, he decides to go to a movie to relax. As he’s standing there in line, the person in front of him turns around, sees his police uniform, and says “You’re new, right?” The cop is surprised.

“Well, yes, how did you know?”

“Cops don’t wait in line, they just cut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The cop thinks, “Great!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 cop!” So he cuts into the head of the line, and indeed no one dares object. He pulls out his wallet to buy a ticket and the ticket seller says “You’re new, right?”

“Why, yes, how did you know?”

“Cops don’t have to buy tickets. They just go in for free.” The cop, increasingly pleased with the perks of this job, goes into the theater.

He starts to look for a seat on the ground floor. Someone says “You’re new, right?”

“Well, yes, how did you know?”

“Cops don’t sit with the ordinary people. They go up to the reserved padded seats in the balcony.” The cop is pleased with this, and goes up to the reserved seats.

As soon as he sits down, the person next to him says. “You’re new, right?”

“Well, yes, how did you know?”

“Cops don’t sit politely with their feet on the floor. They always lean back and put their feet up on the seat in front of them.” So he leans back and puts his feet up. And he’s thinking this is a pretty good job.

Suddenly he receives a phone call on his cell phone. “We’ve just heard there’s a prostitution ring at the Chaoyang movie theater,” says the police dispatcher. “Go look around and get some evidence, and you can get a promotion!” What luck! The cop happens to be at that very movie theater. So he pulls out his flashlight and begins opening doors, looking for some prostitution activity. And sure enough, upon opening one of the doors, he sees a man in there with three hookers in bed with him.

Triumphantly he says “Get up, all of you! You are all under arrest, including you, buddy.”

One of the hookers says “Hey, you’re new, aren’t you?” Now the cop is really dumbfounded.

“Yeah, but how in the world could you possibly know that?”

The prostitute points to the man in bed with them and says “You don’t recognize your own chief of police??”

This joke is typical of the kind of humor that circulates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ce and gets sent around the Internet in China. Mild as it is, this joke could never be told on Chinese TV. After the laughter died down, the performer who told the joke complained to me:

You know, there is so much resentment against the polic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to be able to tell this joke on the stage. The audience would go crazy, for sure. I always feel that this is the kind of humor we should be making, stuff that the audience can identify with, stuff that really reflects the kind of problems they meet in everyday life. As years go by, news events come and go, and all kinds of these jokes make the rounds, but they never get aired on TV. Year after year all sorts of marvelous humor is produced and then forgotten, and never makes in on the public record. Centuries from now, people will look back and say “Where was the humor in China after 1949?” Well, it was here, folks, they just wouldn’t let us speak it out loud.

It is ironic that China,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also wastes more human resources than any country on earth.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talent was effectively los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since 1949, China has metaphorically shackled and silenced all its Lenny Bruces, Mort Sahls, Richard Pryors, Dick Gregorys, Eddie Murphys and Margaret Chos. Of course, all cultures are different, and such potential Chinese comedic geniuses would have undoubtedly produced standup comed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ity is that we will never know what that comedy might have been like.

If crosstalk is dying, it is not because of inexorable market forces, or because of some ineffable cultural difference. It is rather the faul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ose paranoia and pathetic sense of dignity has produced a media environment in which nothing truly humorous can ever arise and flourish. It is the Party that killed the laughter. And this is truly no laughing 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