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

作者：何清涟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美国CNN对温相的采访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声望卓著的媒体甚至预言政改将成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18日发布的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让人们的期盼降到了冰点， 在长达4,700字的全会公报里，虽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对政改却只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句之后含义不明地泛泛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切都证明，从8月下旬以来的政改期盼，与其说是中国的政治动向，不如说是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都需要这一帖精神安慰剂。

温相政改谈话师法邓、江、朱等政治前辈
其实，只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逻辑，五中全会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几乎都是危机推进型，只有当局者感到不变革无以求存之时，改革才会来临。就中国现在的整体情况而言，社会矛盾虽然日趋激烈，全国群体性事件蜂起。但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与有效的抗争手段，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反抗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有效地遏制或消弥。只要在刚性维稳手段还有效的情况下，所有削弱现行统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的政治改革，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当局绝对不会让步。

这一切都是极权统治的逻辑所决定的。因为极权统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依靠暴力（枪杆子）与谎言（宣传）维持，目前可见的事实是：当局正在投入天价维稳费用加强暴力统治，控制互联网，还推行大外宣计划，将粉饰宣传扩展至世界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的财力能够维持这种刚性稳定，政治控制只会越来越严苛。除了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维稳的物质手段枯竭，届时中国当局也许会考虑政改图存大计。

温家宝总理放言政改，表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其实是他在任上经常做的课堂作业。这类话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言说，几乎是历届领导人都说过。从邓小平历经江朱再到胡温，除了胡锦涛之外，其余几位领导人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表过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视与向往。即使是政治强人邓小平，都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78年）只有胡锦涛言行一致，参观西柏坡、回延安、反对颜色革命，公开拒绝西方式民主政治，

其实，西方社会在炒做中国政改这个话题上是隔上一两年就来上一轮。比温家宝更能激起西方社会认同与遐想的是江朱两位。江泽民1997年深秋夜访白宫，见到克林顿递给他的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说》原稿，非常高兴地用英语大声朗读。此举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好感，几乎以为他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铁腕总理朱镕基那充满豪情的话语，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这些话不仅深深感动了国内人民，还使港澳台与国际社会对他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为什么人们需要政改做为精神安慰剂？

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温家宝的有关民主与政改的言论都没有超出他的政治前辈。但温相从8月份以来激起的政改讨论，以及国内外对他的期盼之高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前辈。无论是国内的拥温政改派，还是国际上那些见多识广的媒体，都罔顾一个事实：胡温即将卸任，这种看守政府基本不可能再有大张旗鼓从事改革的可能，因为执政的时间表不允许。卸任者与接任者都需要在稳定中交接，这是政治常识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政府维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人们对中共政府自觉启动政改的期盼反而日益强烈？我想这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于中国国内公众而言，主要是出于人们对现存政治状态极度绝望，普遍产生政治乏力感。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途径减缓社会矛盾，并改善其生存处境。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精英阶层移居他国者越来越多之时，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已经看到危机在日益逼近。由于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剥夺公众的自组织能力，导致整个社会有如一盘散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垄断一切资源的执政者能够高尚一次，考量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为契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让中国避免再次遭到暴力革命的倾覆之灾。
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些年来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希望中国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奇迹掩盖之下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国际社会还看到：通过国际规则约束中国，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几乎是个幻想。他们普遍担心中国崩溃后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强烈破坏与难民潮（目前的移民已使欧美各国感到极大压力）。与中国政府对内宣传的完全相反，国际社会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希望中国崩溃的“反华势力”。

问题是：中国政府早已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任何民众希望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精英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成了与虎谋皮的关系。


高层为何没有政改动力？

中共高层没有政改动力，出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坚信通过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中共党内所谓“派系斗争”历来是海外炒作热点。但事实并不象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条船，船长、大副与水手们还是知道斗争分寸：内部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根据这些年的精英动向，可按其利益来源和其个人未来布局大致划分为“扎根派”与“出走派”。出走派多是政府部门中与经济沾边的官员，这些人不少已经将亲属移民海外，公布的118万裸官并非全部，还有不少属于“现在进行时”；扎根派则多属相对而言的清水衙门官员，以及军、警、国安部门、宣传部门。这些官员既无足够财力与意愿移民，就只能选择坚守。军、警、国安及宣传部门官员捞钱的机会远低于金融、国土及国企官员，职司所在又是维稳，是坚守派中的蛮干群体。但这两派有共同利益，即维持稳定，只是目的不同。出走派希望藉稳定获得更多机会捞钱，扎根派则是为了维持长久统治，担心失去政权会遭到政治清算与经济清算。目前不成气候的政治反对力量之“不清算”保证，在富有统治经验的中共眼中，有如小儿戏语。因为任何政治和解都是通过力的诉求得在达成。即使流血最少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英国绅士们依靠剑与剑的谈判达成的。

政改期望的边际效益递减

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中国人自然难免怀抱圣君贤相情结。这种情结在90年代的具体表现是“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叫地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面对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及基层政权的黑恶化趋势，人们亟盼明君出现。

由于中国当局在近十余年以来的政治信用越来越差，公众对政府的政治期望已陷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1978年改革启动之时，人们热切期望邓小平能够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1989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因背负六四屠城之责，国人期盼江泽民不做儿皇帝的那一天会有大的改革动作；江泽民任内，政府贪腐横行（谚云“江泽民的改革让官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对铁腕总理朱镕基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到江时代末期，国人开始想“胡哥”盼“胡哥”，如大旱盼云霓；等到胡温上位后，胡的平庸被视为胸有韬略、深藏不露，胡朝拜西柏坡、回延安等政治意涵极强的举动都被一些人解读为江泽民势力压制胡，胡被迫采取的韬光养晦策略。网友们通过热爱“什锦八宝饭”（温家宝被昵称为“宝宝”）这一词，表达对“胡温新政”的无限希望――在改革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里面，胡温最幸运，因为民众寄望最长，直到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海内外才算是明白胡温根本无意在任内推动政改。与第二、三、四代中共领导相比，习近平的运气不太好，人们虽早知他大位在望，却已丧失了自愿歌颂的热情――个别人士刻意怀抱对习氏的激情幻想除外。

罗斯福讲：“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当移居他国为一国的精英群体提供了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并成为精英阶层一种集体选择时，施政过程就与承担政治后果切割开来。在无责任政治的状态中，这种分道扬镳的力量远远大于凝聚力量。依我观之，这种局面不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改观，人们只能等待危机深化可能会促使当局者有所觉悟，只是那时可能为时已晚，补天无望。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挪威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指责胡锦涛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后造谣

作者：纽约新闻评论员（博讯）

中共新华网10月14日发表题为《挪威人也看不过眼了 开腔恶批诺奖委员会》的报导，称：“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云云。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教授得知后立刻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表声明：“这纯粹是造谣，是戈培尔的故伎重演。胡锦涛企图假借挪威人的名义损害挪威诺贝尔奖的名声，其卑鄙目的永远不会得逞。我完全赞成诺委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博士，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摆脱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获得自由和解放。” 阿努尔夫•科尔斯塔教授嘲讽胡锦涛造谣手法太过拙劣，他说：“看看胡锦涛安在我头上的那些词句吧，都是只有从小生活在中国大陆并且受过中共训练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词句，挪威没一个人能想出那些词句来，真是太荒唐可笑了。如果胡锦涛愿意，我可以做他的教授，告诉他挪威人是怎样遣词造句的。”

—— 原载: 博讯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October 1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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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人也看不过眼了 开腔恶批诺奖委员会


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10月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科尔斯塔说：“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大错特错。人民期望诺贝尔和平奖促进内部和平，特别是减少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刘晓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在减少冲突方面做出过什么贡献，也没有参加过与和平有关的活动。我看不出这位和平奖得主符合诺贝尔遗嘱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

　　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时所称的理由是“他在中国进行争取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对此，科尔斯塔说：“这也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美国和英国等具有悠久议会制民主的国家，过去50年来一直属于最具进攻性的军事强权之列，占领别国或在别国(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

　　关于诺委会为何作出这个决定，科尔斯塔说：“我认为，诺委会对中国所知甚少。诺委会也想独立于外部压力，表现出勇敢的一面。即使与实际相违，甚至与目的相悖，诺委会也要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

　　他说，诺委会选择刘晓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认为支持西方在人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价值理念。“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须输送到所有其他国家去。要么直接通过武力和战争(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通过支持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价值和理念的人。我认为，诺委会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更像西方世界的国家。诺贝尔奖就被用于此目的”。

　　关于诺委会自称它独立于挪威政府和议会的说法，科尔斯塔认为，诺委会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在议会中有席位的所有挪威政党以及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对诺委会的决定表示支持。诺委会主席亚格兰也是一位前首相和议长。因此，诺委会与挪威官方政治体系存在联系是确定无疑的。

　　他说，诺委会给中国贴上“不民主国家”的标签是不公平的。多党制不是使人民对政策制定和国家未来发挥影响力的唯一途径。每个国家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发展程度，选择自己的政治和民主解决方案。

　　科尔斯塔认为，西方许多人不想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国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想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维方式，“这将是一种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因此也是对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的攻击”。

　　科尔斯塔最后说：“和平奖近年来从来没有授予代表和平以及为裁军而斗争的人们。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它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国际问题。因此，我认为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见人士是不公平的。”

文明世界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说不

作者：梁京

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把2010年度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有可能成为该委员会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一个决定。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是刘晓波？为什么是现在？诺贝尔奖评委会非常清楚，这一决定直接干预了中国的内部政治，不仅一定会开罪喜欢拿钱来说话的中国政府，而且还在中国异见群体中引发争议，但评委会为什么全不在意？

西方世界虽然一直有洞见中国内情的智者，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和政客以及多数学者，对中国总是雾里看花，弄不清真相。看来这一回他们明白了一些过去不大明白的东西。这不仅与资讯发达有关，更与中国权势精英们近年的得意忘形有关。

古老的中华帝国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是，这个庞大的文化帝国若在汉人统治下，并不热衷武力扩张，当今中国的当权者总爱强调这一传统，好让文明世界不对中国的崛起疑虑重重。但是，中国精英们不愿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这个文明的内部权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政治游戏之一。由于中国在经济上重新崛起，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经济中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还由于中国正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政治动荡时代，中国非理性的、具有强烈自我毁灭倾向的政治博弈，有可能给文明世界带来巨大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再愚钝，也终于看到了这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此时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

他们如何看到了这种威胁？二十年前的六四已经给了文明世界重要的启示。在那场悲剧性的冲突中，理性的声音是如此微弱，统治者的镇压是如此粗暴和残忍，更可怕的是，事后中国民众和精英竟如此淡漠和健忘。六四的一个重要政治遗产，是邓小平把平庸无能，但敢于未得中央指示就下令射杀拉萨喇嘛的胡锦涛选拔为最高权力的接班人。如今，此人当权已八年。八年来，他放纵官员贪腐，听任地方黑恶势力膨胀，却把一切因良知而敢于反抗黑恶势力的人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胡锦涛对地方政府疯狂的掠夺，胡作非为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些典型的“良知犯”投入监狱，甚至在他们刑满之后，也不得自由。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大行其道，中央的政治权威空前流失，令所有权贵都有大厦将倾之感，拼命“捞最后一把”，而胡锦涛自己却还在为“太上皇”的美梦作殊死之斗。

这样一个政治昏庸、干柴遍地的中国，如今不仅具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的实力，而且拥有从核导弹、核潜艇乃至航天兵器的军事实力。中国非理性的政治博弈，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破坏力，这就是文明世界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为什么选刘晓波而不是其他异见者？这是因为刘晓波是胡锦涛所代表的中国最黑暗、最陈腐和最愚昧的政治势力最危险的敌人，是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最彻底的反叛者和批判者中最优秀的代表。刘晓波确实不是一些人眼中最坚定的反共斗士，也不是中共政治迫害最深重的受难者。但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本意不在鼓励反共，也不是要抚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更不是为了颠覆中国政府，而是为了世界和平。

刘晓波与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刘晓波代表了世界和平需要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改造中国旧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反思能力和实践勇气。他集思想者、实践者与受难者于一身，是中国新政治文明的开拓者和人格化代表。中国能否建设 现代的政治文明，不仅将决定十几亿中国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世界几十亿人口的福祉。

瑞典和挪威两个蕞尔小国颁发的诺贝尔奖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力？这是因为这两个发达的民主小国比美国等西方强国更少受到本国利益的干扰，诺贝尔奖因此而更好地代表了整个文明世界的观点和取向。虽然评委们并非总能做出最佳选择，但我相信这一次他们做到了。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文明世界明白无误地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说不，对即将诞生新政治文明的中国说YES。

图象

太师为什么那么潇洒？

咱努克儿把他们家宝挤一边儿去了……这样触祭会不会胃痛？

瞧瞧人家的集体照

蜀帖龙: 家宝同志 别出尔反尔

送交者: 蜀帖龙 2010年06月27日03:30:13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看着《温家宝看望浙大师生 勉励学生要做事不要做官》的新闻标题，我断定记者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断章取义，心想，家宝同志怎么可能说出如此欠水准的话来，可又一想，报道出自家宝同志麾下嫡系官媒新华网——他们敢，他们会针对家宝同志无中生有或断章取义？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论年龄差距，论任期早迟，家宝同志不会有竞争压力，此言应该不是怕浙大后生来抢自己的位置吧？

或许，做官做的心灰意懒，人在高层，已生倦意，看破红尘，学已故老上司“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的气度风采，准备向同学们交代后事了？

撇开个人动因，这话基本逻辑都不通啊，做事与做官不矛盾啊！难道，做了官就不做事，家宝同志做了高官更不做事？

做官要做事，做好官做好事，是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朴素要求啊！

忽然想起一年半前家宝同志的肺腑之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与最新指示“要做事不要做官”相比，揣摩家宝同志出尔反尔的圣意，我鸡皮疙瘩差点掉一地。

“拿着锤子跑地质”是做事，而且是做好事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的意思呢？——感谢改革开放，我终于可以不做事，不做好事，改做官了？

怎么回事，有一说二，双重标准？记得去年刚发表了锤子论不久，《温家宝：鼓励大学生转变观念到基层就业》的新闻就出笼，到今天的做事做官论，家宝同志，你的观念观点转变转换的确实快，呆基层或上高层，做事还是做官，出尔反尔，想怎么圆你就怎么圆，可你不觉得乱吗？

想对家宝同志说一句，贵为一大国之总理，言谈举止，别给人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甚至人格分裂的印象啊！

其实，无论做官还是做人，除非人格分裂，诚实是第一重要的！

人格没有分裂，那么，“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与“要做事不要做官”以及“鼓励大学生转变观念到基层就业”的情愫，必有一假，当此，请家宝同志告诉我们，你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2010.6.27

附文

问温相：拿着锤子跑地质丢人吗？

务虚的“两会”尚未开演，实名的温相先行出台。这位资深潜水网民，名正言顺的，首次借助网络平台过了一把网聊瘾，时间足足两个小时，远超锦涛同志去年在人民网20分钟的露脸。

锦涛同志20分钟讲了5段话，人民网最欣赏“我特别要讲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经常上网必选的网站之一。”温相两个小时5X段话，新华网肯定会炫耀5X段话之后的“我每天晚上打开的网站，首先是新华网。”

两个多小时，头头是道，侃侃而谈，博闻强记，条分缕析，不愧是总理级人物。而且，不愧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总理级人物，端的是，严格遵循多研究问题（研究研究，解决与否另论），少谈些主义的精英做派，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等高低调都不直接弹，只在“新三座大山”上与网民来往拉锯，关键词是方案、打算、设想、规划……所谓扯淡？

身兼山寨抒情诗人与行货国务院总理的温相，一方面抒发着对农民工“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你们干的”的赞美，一方面却生要把官话打成非官腔，我最后读到的信息却无非“新三座大山”将继续岿然屹立。对温相所谓“我非常关心”，我并没有理会到农民工以及他所提到的农村教师、无房者、白血病儿童……我真切地看到温相心里装的是资本家、私营企业和中国股票兼赌博市场。

多少显得有些冷血的例子是，一孩子“患有原法性免疫缺陷，家里经济负担沉重”的网友“恳请总理考虑能否将特殊病患儿纳入医保统筹范围。救救我的孩子，叩谢您。”温相顾前后而言它，成功地进行了回绝，有理有节地把话题扯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医疗保险制度都不允许这么大额的报销”等等上。

其实，以上种种并不足以引起我写这个帖子的冲动，几年来，对温相的认识，我自觉越发地清晰。这个“改革开放”的歌唱者、推动者、践行者，所言所为所结果，都是“改革开放”的必然，没什么好诧异，好冲动的。

我冲动的是，我完全没想到，偶尔露峥嵘，温相居然说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的话来。

套用网络章程，我说什么呢？囧，雷人，楼主太强了，我无语了……

我知道，温相是改革开放的歌唱者、推动者、践行者，其本人及家族，也是很大很大的受益者。但我没想到，温相能够如此直白地透露对改革开放十分拥戴万分感谢的私人动因。我在想，这样直接直白，几个小时过去了，温相现在冷静与理智地思考过，妥当吗，应该吗？不后悔“说漏嘴”，更不会为“乱说话”道歉吗？

无庸置疑，山沟里与中南海反差确实大，“拿着锤子跑地质”与掌着大印管家国确实不是一个档次。可地质工作总得有人做啊，山沟里总得有人去啊！作为共产党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不喜欢自己选择的专业，不喜欢基层工作，理所当然？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又苦又累又穷，没面子，没出息，可耻，丢人？前面还在抒发对干“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的农民工的赞美，转过身真情流露连“跑地质”的（我真不知道学地质搞地质的闻听温论作何感慨）都瞧不起了？遑论农民工？

有奶便是娘，改革开放让我从山沟里飞出来，一飞冲天成了金凤凰，从此，有脸有面，有钱有财，有劝有势，我从“改革”受益，我就践行、推动、歌唱？将心比心，一夜回到解放前，只配当牛作马干“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的农民工，该对改革开放持什么态度？

“我非常关心”，非常动人，问一下温相，关心过，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是多数还是少数吗？“改革”到底成就了多少人美梦，又造就了多少人的恶梦？

乱象丛生的中国，问题不外就是腐败与剥削——各级政府的“公”腐败（行政事业消费、楼堂馆所兴建等）各级政府官员的“私”腐败（贪污受贿）与公私营企业资本家的剥削，而这一切都是二十年前已证明完全错误的“改革”造成的！“改革”让本应为人民公仆的中国官员阶层彻底异化，与所谓“新生阶层”纠结成无法无天穷奢极侈为所欲为丧尽天良的利益集团，横行中国，祸害中国！

私下网聊一句，从山沟里到中南海，不再拿锤子改拿印把子的温相，你自认为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什么角色？

http://hk.myblog.yahoo.com/stlongblog

2009.2.28

天津豐田罷工當局強勢介入

作者：張潔平
在廣東本田罷工潮勢頭尚未減弱之時，在天津的豐田汽車公司關聯部件供應商豐田合成上週也發生罷工，罷工從週四上午開始，致使豐田汽車的天津生產線中斷一天。週一，在當地政府的強勢介入下，天津豐田合成恢復生產。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一，這是豐田合成正式復工的第一天。兩天前因罷工鬧得沸沸揚揚的廠區，有些異樣的平靜。

從週日下午開始，位於天津東麗開發區的豐田合成公司二工廠四周路段實施了戒嚴，截至發稿，戒嚴仍未解除。廠區外圍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十字路段皆設立了「警戒區」標牌，各有警車在周邊巡邏，最遠的一個警戒牌距離廠門有八百餘米。進入警戒區的車輛和行人都會遭遇身份盤查。廠區方圓千米內，人跡稀少，身穿交警制服的天津本地警察和一些佩戴「安全員」胸牌的豐田人員在工廠附近巡視，驕陽之下也顯得無精打采。

「太誇張了」，住在附近的其他廠工人說：「罷工搞成這樣，見都沒見過！」

在豐田合成二廠上夜班的工人白楊（化名，擔心被報復）還在宿舍睡覺。他的室友在門口婉言拒絕記者採訪時，他從門縫裏擠了出來。白楊向記者坦言，所有的工友們都受到了壓力。據他的領導跟他打電話說：「天津河東區的人如果週日不去上班，以後結婚生孩子區裏都不給辦證件。」聽來很荒謬的一個說法，白楊卻感到深深的失望：「這說明政府出面了，政府站在廠那一邊，威脅我們。」

白楊今年二十二歲，豐田合成是他中專畢業後，在招聘會上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在罷工之前，他並沒有對這份工作有太多不滿。「只是工資低，比同類的其他廠都低，工作環境這些都還好。」

白楊告訴記者，扣除保險等金額後，他每個月實際拿到手裏的工資是一千二百至三百元人民幣（約一百八十多美元）左右。豐田合成二廠的其他工人告訴記者，這裏一線工人的基本工資是七百八十元，「技術費」按學歷劃分，中學學歷的大約兩百元左右，再加加班費，加一個大班（八個小時）八十元，如此累積，是一個月的整體工資。加班多的能拿的稍多，但工人們表示，還是比其他的汽車廠平均一千五百以上的工資要少很多。

一名物流科工人告訴記者，罷工是從他們開始的。週四早上，物流科白天班的七八十人直接進了休息室，要求公司給他們漲薪五百元，否則不復工。二廠的工作流程因物流科的罷工受阻，上午，大部分工人無事可做，到了中午，其他的工人也開始正式罷工。

週四晚上十點左右，約兩百多名工人聚集在物流科休息室後面的空地上，對協商結果不滿意的他們要求解決工人薪酬太低的實際問題。白楊也是其中之一，他說，大約半小時後，有約兩三百名身穿淺藍色制服的警察及保安人員來到現場，態度強硬地要求工人「三分鐘內離開」。工人沒有散去。警察便開始了強行驅逐。

白楊至今對當時的畫面記憶猶新：「警察推我們走，推力太大，許多人走不穩就反推，就有了衝突。我就聽前面‘梆’地一聲，亂起來了，有人喊『警察打人了！』」在一片混亂中，白楊說他親眼看到兩名女工被暴力拖走，其中一名反剪雙手從背後拖地而走，另一名則直接被警察拽著馬尾辮，幾乎是半躺在地上反身拖走。他用「觸目驚心」來形容這個讓他難忘的場景。

肢體衝突的混亂過程持續了一個多小時，白楊說，據他所見，大約三名男工、三名女工受傷送進了醫院，而現場有十六人被警方帶走。截止發稿，仍有兩名傷情較嚴重的女工沒有回廠上班。

工人說太黑暗了

回憶起當晚的事情，白楊的感受只有一句話：「太黑暗了」。他和大多工友們都還是二十歲上下的孩子，許多都剛剛從學校畢業，他們從沒有想過，一次小罷工可以出動警察來對待他們。「以前我還相信出了事找警察這句話，現在我不信了，真的挺絕望的，現在我看警匪片都覺得噁心。」白楊說，還是他的一個朋友說得對，這個社會沒有道理可講，「有錢，怎麼都行。」

衝突過後，憤憤不平的工人沒有散去，他們繼續聚集在豐田合成二工廠的後門口，兩百多人或坐或站，與維持秩序的保安對峙了整晚，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半才陸續散去。期間，天津一汽豐田的總經理到現場與兩百多名工人協商，白楊說，協商並沒有什麼結果，當時工人們太憤怒，訴求已經由漲工資變為追究打人責任。「警察打人！」「他們不是該維護我們的嗎？」「他們還是中國人嗎？」

和本田所遭遇的情況一樣，豐田合成的罷工，也部分摻入了微妙的民族情緒。據豐田附近居住的兩名打工者說，日資廠的苛刻在這一帶是有名的，「給日本人打工天天要加班，幹得多拿得少，政府為什麼要幫他們？」兩名工人問。

週五早上，因為此前半夜打人事件的發生，原本沒有罷工的豐田合成一工廠的工人也罷工了。至此，一汽豐田的生產線被迫整體停工一天。

週五下午，一廠的工人復工。二廠的罷工仍在持續。工人代表與廠方談判仍在進行，但沒人知道進度究竟如何。六月二十日，週日，部分工人在廠方的動員甚至威脅下，回廠上班。白楊說他推說家裏有事，沒回廠。當天，他在QQ在線新聞上看到了自己廠罷工的新聞，這條新華網的新聞說：「天津豐田工人要求漲薪罷工結束，職工情緒穩定。」

廠內便衣讓人心惶惶

白楊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他說媒體來採訪過工人，可是報紙上一個字都沒有看到，他說大部分工人已經不敢開口，因為各個班長警告過下面這些工人，「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要亂說話」。有班長告訴白楊，在食堂，有人說起罷工的事，事後就被廠裏的便衣追究責任了。「人心惶惶」，白楊這樣形容廠裏的氣氛。甚至能不能如他們所願，加五百元工資，他都不關心了。如果可以的話，他希望換個工作，「對這裏太失望了」，「可是，現在工作不好找……」

就在天津豐田合成正式復工當天，六月二十一日上午，豐田另一家供應商電裝（廣州南沙）有限公司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廣州罷工導致豐田的噴油嘴和其他部件短缺，關閉了廣州工廠的兩條裝配線。

本田與豐田車系在中國工廠的連續多起罷工引起了許多投資者的緊張。豐田公司駐北京高管向媒體表示，此類罷工向在華供應鏈蔓延的風險相當高，而全中國的工廠都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加薪要求。

在深圳富士康生產線工人薪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南海本田員工薪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之後，中國許多城市正在將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百分之二十。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二零一零年中國整體薪資增幅大概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間。但瑞銀同時估計，由於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增幅並未超過通脹幅度，所以薪資的提高既沒有擠壓企業盈利空間，也沒有加劇通脹。

但也有不少企業暗示，隨著東南沿海製造業人力成本上升，他們可能考慮將製造工廠遷往勞動力相對廉價的西北部。此前《每日經濟新聞》指出，富士康的天津新廠正在進行北擴工程，可能要把原本設在深圳的惠普服務器研發部門遷到天津。富士康否認了這項傳聞。但天津市政府迅速介入豐田罷工事件，封路、戒嚴、阻止採訪、警力平息，一方面「穩定職工情緒」，另一方面，也顯示政府對投資當地的外商「情緒穩定」的擔憂。

—— 原载: 亞洲周刊

李鹏介入 《李鹏「六四」日记》在港出版受阻

苹果日报

有消息指，即将在港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出现阻滞。

备受关注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本港出版受阻，或要推迟面市。据悉事件与李鹏介入有关，李反对日记在香港出版。该书由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策划出版，原订下周二（ 22日）在本港出版。鲍朴响应本报查询时，对事件未置可否。

出版人鲍朴不置可否

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作家何清涟前日在推特（ twitter）透露，她获得《李鹏「六四」日记》出版的最新消息，李鹏承认日记出自其手，但否认委托给鲍朴出版，且坚拒在香港出版；双方还在商谈中。而内地著名媒体人石扉客（网名）也在推特透露，称得到消息李鹏通过中间人传话鲍朴，坚拒日记在港出版。

本报曾致电鲍朴了解情况，但他对有关传说不置可否，语气不耐烦，且要记者「改天再打来」，之后电话设为留言无人接听。鲍朴早前曾称，他通过中间人拿到《李鹏日记》的复印本，决定出版，并称会设法联系李鹏本人，求证及商讨出版税，因李鹏享有该书定价 10%的版税。据透露该书 15万字，首印 5,000本，且请了流亡美国的异见学者吴国光为该日记写出版前言。吴在六四前任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是鲍彤的助手。但现在根据有关消息显示，该书因涉版权问题，或无法如期出版，甚或有流产可能。

披露邓小平派军入京镇压

《李鹏「六四」日记》主要记载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 1989年 4月中旬至 6月 24日期间的工作，围绕当时北京为主蔓延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及中共的决策，披露邓小平决定派军队入京镇压，并透露李与赵紫阳的分歧等。据悉，李鹏多年前欲在内地出版此日记，名为《关键时刻》，但被中共政治局否决。有舆论认为，李鹏欲出日记，是想洗清 20多年来所背六四屠夫的罪名。[这帮人真笨，这样铺天盖地说老太师要“洗清罪名”，太师还能跳这水？再说，所谓洗清罪名一说，原本就是敌人们一厢情愿的意淫。其实太师本来就不想洗，因为他根本不觉得有罪，只是要和同志们一起理直气壮领这份功劳。谁想现在敌人们歪曲他的意思，都说他想洗，证明了04年今上和影帝的判断，就更不能跳这个水。党性！纪律性！鲍朴的爸爸活该被西朝鲜劳动党开除，混了那么多年，混到那么高的位子，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政治权力、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初读

吴国光

（一）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

这本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这是因为：第一，书的主题，是改变中国当代历史走向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第二，书的作者，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坚持主张镇压对策的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第三，书的体裁，作者采用了剪辑自己当年日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记叙和议论的方式，试图从作者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历史原状的努力；第四，书的内容，确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

当然，上述论断能否成立，必须建基于一个更为基础、也更为简单的事实判断之上：此书是不是确为李鹏所著？我们知道，二零零四年三月末，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李鹏完成了一部拟题为《关键时刻：李鹏日记》的书稿，当时送给在北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审议，最终为以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层所否决，认为此书不宜公开出版。[注1] 自那之后，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观察家与研究者，无不关心这部书稿的内容和下落，希望它有机会面世。现在，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推出本书，可谓填补了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的一块重要资料空白。我通读全书之后，认为书稿确为李鹏所着的可能性极高，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小。正是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我愿意接受新世纪出版社鲍朴先生的邀请，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学者，谈一谈我对这本书的初步感想。

必须指出，本书作为李鹏所着这一真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价值，和书中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某位（甚至多位）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却不可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在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中，来自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注2] 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其他参与者的相关回忆与记录，[注3] 其他相关的回忆和记录，[注4] 与天安门运动有关联的研究者和其他独立学者的研究着作，[注5] 还有学者甚至匿名者汇集出版的相关文献、报告和编年，[注6]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出版了不少，虽然还远远不够。更为不够的，是来自中国高层的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去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张对天安门运动采取温和对策并因而失去权力和自由的赵紫阳的口述录音，具有宝贵价值。[注7] 在中国大陆，则曾经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镇压之后，出版了一批由官方机构撰写和编纂的相关宣传资料，也有一些史料价值。[注8] 可惜，在那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公开出版过哪怕是坚持官方观点的、任何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或研究成果。包括李鹏这本书，迄今也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现在，我们能够把本书加入到上述书单，为了解历史的真实增加一份新的可贵材料，实在是应该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的。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大诗人陶潜的诗句，其本意对于「奇文」的界定是正面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这句诗的引用往往是在反面意义上使用「奇文」一词。我这里不揣浅陋，愿意采取一种非褒非贬的态度，来引用这一诗句，以概括本文写作的方法论。本书可称「奇文」，因为这是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研究中难得一见的高层亲历者的纪录；「疑义」总是有的，不管谁写的书，也不管书写得多么好。本书尤其「疑义」极多，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其「疑义」的繁多，至少是因为以下六个原因：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不仅是历史资料很不完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政治上高度敏感、高度禁忌、各方利害之牵扯高度复杂、高度严重的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第二，本书涵盖了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总共七十一天的繁复历史发展，作者逐日记载并评说，内容丰富，事关重大，内幕深密，关涉广泛。第三，根据作者的「前言」和「后记」，此书大约成稿于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这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事过十四、五年之后，也是作者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刚刚从中国高层领导位置退休之后不久，作者作为资深政治家要通过回忆录的写作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出正面结论的意向非常强烈。第四，本书的「前言」和「后记」更明确表示，作者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写作本书，这就不仅仅是要为自己个人「未盖棺而论定」，而且具有压倒一切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相应的党派色彩贯穿其中。第五，作者退休后，整理出版了以「日记」为题的一系列着作，[注9] 都采用这种体例，即不仅把那些本来是逐日记载、不分主题的日记加以大规模的剪裁与重新结构，而且大量增加了后来的叙说和议论。最后，像所有回忆录一样，即使读者愿意相信作者没有虚构和编造，但毫无疑意的是，作者对于讲什么不讲什么、这样讲还是那样讲，都是具有重大取舍和认真考量的。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如果作者在本书的剪裁和用笔上处处具有深心，那也是完全不奇怪的。这里，我谨就初步阅读此书的印象，试从历史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作者、出版者、学界同仁和各界读者。

（二）展现李鹏的内心世界

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大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民众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一条是政权内部不同力量的互动。这两条线相辅相成，既不能缺少一方面的研究，也不能割裂两方面的研究。了解相关历史真相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关节点，就前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方面是什么时候、什么力量、为什么把民众由自发悼念胡耀邦开始的请愿和抗议活动认定为「反革命动乱」；就后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内部不同力量围绕这种「定性」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分歧。把这样的关节点搞清楚，对于理解当年事态的发展，直到「六四」历史悲剧的出现，具有最为基本的重要意义。

李鹏此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当然，不能说此书清楚地展示了答案；但是，从这里展示的历史记录之中，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寻求答案。

我们看到，本书一开始，也就是事件一开始，对于如何看待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在李鹏与赵紫阳之间，就出现了根本分歧。根据本书记载，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李鹏十六日傍晚六时二十分从日本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即通过姚依林的介绍，认为北京的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是在藉机「攻击党中央」和邓小平。[注10] 十七日早上，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学生向胡耀邦献花圈的照片，李鹏「顿生疑问」，强烈质疑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干什么？」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煽动学生」；事情马上「引起了我（指李鹏本人——吴注）的深思和警惕」。十八日上午九点，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按照本书的说法，李鹏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第一次呈现。接下来，十九日晚上，在电话上，李鹏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闹事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二十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会议上，两人「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很明显，在学潮初起的短短两三天内，甚至在李鹏回到北京下飞机伊始的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最终导致流血镇压的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负面看法。这一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促成李鹏迅速做出这样的重大判断？第二，为什么是李鹏的这种判断、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被认为代表了中共中央？李鹏的这种看法，又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成为官方的主导判断？上述三次围绕如何应对学生运动的李赵分歧出现的时候，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发生在西安（二十二日上午）、长沙（二十二日晚上）等地的所谓「打砸抢事件」，都尚未出现；包括李鹏后来引为重大论据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也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十九日凌晨，即在李鹏所说的李赵第一次分歧呈现之后。当然，李鹏的上述基本判断，后来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强化的发展过程，这些事件都在这种深化和强化的早期阶段发生了重要作用。问题是，最初的判断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本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有这样几个因素，即：资深同事的影响（比如，同为政治局常委、但资历更深的姚依林对于情况的转述和分析[注11]），历史的阴影（比如，关于「文革」和一九七六年天安门抗议的负面记忆）、敌情意识、权力意识等等。其中一些因素，我们后面还会比较深入地讨论。但是，很明显，这里缺少对于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更没有对于民心民意的强烈关心。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为什么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缺少这样两点最为重要的因素，这里很难系统解释[注12]；但是，国家领导人不具备这种品质，显然是与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所倡导的那种重实践、重群众的政治哲学相矛盾的。

当然，李鹏也列举了一些事实根据来支持他的政治判断。在早期，这主要是两项事实。一个是所谓学生有标语「攻击党中央」，再一个就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的所谓「冲击新华门」事件。其实，在一个正常人看来，学生骂几句党中央、邓小平，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政府，更应该由此自我反省为什么引起民众不满。所谓「冲击新华门」，同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赵紫阳，当时曾经调公安部的录像来看，看到「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注13] 我这里不想判断赵和李的不同看法谁对谁错，但是，很明显，当时赵试图对事情真相作第一手调查，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看法，而李鹏直到写作此书，对此事就是一个高调定性：学生「冲击」中央首脑机关，「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四月十八日」一节）。李鹏在这里所显示的那种社会政治认知的模式化、战争化问题，我认为值得关注。

在任何社会，对于政府的不满、意见和批评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包括相当权威主义的社会，一定程度地公开表达这种不满都是为政府所允许的；还不要说民主社会，那里是由政府本身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来保障民众的这种对于政府的批评的表达权利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政府却使用战争的思维模式和相应的军事化语言，来看待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批评政府，就是敌人；敌人的批评，就是「攻击」；如果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口头的，还表现为那些比如一般称之为「请愿」的行动，那就成了「冲击」了，表示「敌人」的「进攻」已经被组织为「冲锋」的行动了。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对于李鹏来说，甚至「对话也是一场斗争」（「四月二十八日」一节），学生呼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蛊惑人心」（「四月二十七日」一节）。以这样的战争思维看待和应对民众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宗旨，是不是相去太远呢？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李鹏是一个在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现在高层权力活动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应对层面，这就形成了那种敌情观念与战争思维主导下的权力意识。通过李鹏的记叙，我们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吊唁（「四月十八日」一节），胡夫人李昭提出让民众瞻仰耀邦遗体，他当即认为这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并由此感觉李昭是这样「令人不可理解」，似乎李昭也是值得怀疑的了。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按原定议程出访北韩，李鹏马上认为这是「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请愿学生要向总理递交请愿书，李鹏认为，这里有阴谋。他的沉思是，他们为什么不向赵紫阳递交请愿书？他的判断是：这是「事先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要「借群众的力量」把他李鹏「搞臭」（「四月二十三日」一节）。赵紫阳对杜润生说要利用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应该是说学生在要求政治改革，这就给遇到来自官僚层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间的动力，李鹏则解读为赵是把学生闹事当做赵自己确保和巩固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四月二十五日」一节）。前引（注11）姚依林与李鹏的谈话，也强烈地显示了那种与这种权力意识纠结在一起的阴谋论。

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一个政府最高领导人不能理解什么叫「机制」。在「五月八日」一节，李鹏追忆说，那天上午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运行机制有问题」。在读者看来，赵紫阳很明显是在批评中央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有制度上的弊病，这与赵紫阳要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主张是一致的。可是，李鹏在书中对此发表议论说：「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说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运行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值得深思。」还有的时候，这种意识发展到使堂堂大国总理犹如一个侦探。四月三十日下午，李鹏到赵紫阳住处，他这样记述自己当时的观察和心理活动：「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了不少烟头。这证明他（指赵紫阳——吴注）已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从这种记述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似乎不应该有权力召集会议，即使召集会议也应该向党的第二把手李鹏报告谁谁曾来参加，否则就很像是在搞阴谋。

（三）一个事关重大的空白

可是，所有这些，还不能充分解释李鹏为什么坚持他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我们知道，在中共政治中，一般来说，第一把手的权威，远远高于第二把手。第二把手的主张要压倒第一把手的看法，那是极不寻常的，背后必定有另外的极为重大的因素介入。这样，实际上就来到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李鹏的看法，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为什么、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决定，成为中共中央的官方判断？

很明显，邓小平的因素，在这里凸现出来。根据迄今为止的公开材料，我们知道，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鹏面见邓小平，邓小平把学生运动认定为「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搞动乱」（参见「四月二十五日」一节），这就确定了当局应对学生运动的总方针，直至后来的军事镇压。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似乎也是这样。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疑点，那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钟，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李鹏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碰头会，确认当前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据李鹏此书的叙述，这次碰头会「是一次关键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会议作出三个具体决定，即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论」，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成立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人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这就是说，在二十五日上午去见邓小平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尚未等邓表示意见，李鹏已经不仅把他自己对于学潮的负面看法上升为指学潮为「打倒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开了贯彻基于这种看法的强硬应对方针，从政治局常委到党中央机关报，都在他的调动下行动了起来。

疑点就在这里：李鹏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发话之后再来行动？李鹏有什么根据，确定邓小平一定会全盘接受他李鹏的看法？李鹏有什么力量，能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夜之间转向，从半数人赞成赵紫阳的看法转变为「一致」接受李鹏的观点，并迅速跟随李鹏行动起来？对那个年代的中共高层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李鹏的政治冒险岂不是太大了？即使是总书记赵紫阳，在没有得到邓小平首肯的前提下，敢于这样行动吗？有这个政治权威这样行动吗?

带着这个疑团，细读李鹏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李鹏记载，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时半，杨尚昆「鼓励」李鹏去见邓小平，并答应同去。但是，是当晚就去了呢，还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鹏没有明确交待。查《邓小平年谱》，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空白，而「四月二十五日」的条目则记载为「上午，在驻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注14] 这里并有一个脚注，其中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碰头会。会议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注15] 这个脚注的内容，用更为正式的语言，叙述了四月二十四日晚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内容，也就更为庄重地凸现了这些决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前面的疑问因此更为合理：这么重大的决定，本来内部有分歧的政治局常委，等不到第二天上午与邓小平哪怕做个沟通，就抢着做出了，而且意见「空前一致」，并马上采取全面行动加以有力贯彻。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共高层政治中，这可能吗？这么做事的人，不仅没有受到邓的疑忌，反而得到邓的信任，这可能吗？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至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是不是还有一场谈话，或者是官方记录和李鹏回忆移花接木地把实际发生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情说成发生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知道。

进一步的分析和来自本书及其他资料的很多旁证，可以支持上述看法。第一，李鹏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的常委会上，「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看看出席会议的人的名单，这里就有问题了。根据本书记录，当晚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包括：常委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常委会列席者杨尚昆、万里，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候补委员丁关根，中央书记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我们知道，在这些人当中，胡启立、万里、芮杏文、阎明复、田纪云，在一九八九年，在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上，都是接近赵紫阳的。李鹏的能耐再大，就能这样容易地使他们和李鹏意见空前一致？

其次，李鹏此书记载，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分别与姚依林、万里、宋平就学潮问题谈话。我们知道，姚是政治局常委，万是人大委员长，宋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如果没有其实际权威超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领导人的首肯，作为中央第二把手、分工政府工作（而不分管人大和党务工作）的李鹏，与姚依林就此谈话还算正常，与万里、宋平谈话就甚为犯忌了。本书「四月二十三日」一节显示，李鹏对于这种党政分工是很在乎的，[注16] 为什么第二天李鹏就不在乎这种分工了呢？

第三，李鹏的同一条记载说，「万里同意找北京市做工作」，以贯彻李鹏的强硬方针。如前所述，在五月二十六日于上海发表书面谈话之前，万里始终对学生运动抱持与赵紫阳类似的态度，李鹏此书对此也多有着墨。但是，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尚未开会之前，万里会同意这样做呢？万里与邓小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了解中国当代政治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假设李鹏在二十四日上午之前已经得到邓小平的密令，才能解释这条记载。

第四条旁证是，根据新华社记者张万舒记载，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也就是官方所说的邓李会见正在进行的同时，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召开新华社各部部主任会议，布置与邓李会见口径一致的宣传方针。根据郭的传达，这是当天上午八时半胡启立布置的工作。[注17] 当然，说是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但是，胡启立在一九八九年对于学潮的态度，也是接近赵紫阳的，后来为此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五日早晨，胡对于贯彻李鹏决策的态度这么积极？等到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李鹏得到邓小平指示之后，再来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岂不是更为合理的政治行为？

第五，张万舒还提到，当时郭超人告诉大家，《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已经在写，四月二十五日晚将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并由新华社向各家报纸转发。[注18] 很明显，这说的就是所谓的「四二六」社论。一般认为，这篇社论传达的就是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与李鹏谈话的主要内容。那么，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当邓小平正在和李鹏谈话的时候，为什么郭超人就已经知道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可以发表？如果李鹏二十五日上午面见邓小平是要取得邓对头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的批准，那么，李本人也好，胡启立也好，怎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会完全赞成常委会的决定，他们准备的这篇社论可以按时在晚间播出？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所记述的情况，与张万舒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据陆超祺记载，四月二十四日夜间十二时，胡启立通知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二十五日一早「带一位主管评论的副总编辑到中南海开会」。会上，胡启立要《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针对学潮的社论，二十六日见报，「用大字排印」。[注19] 这可以作为第六条旁证，说明在官方所说的二十五日上午李鹏会见邓小平之前，李鹏已经全面部署了针对学潮的强硬动作，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的「四二六」社论不仅已经开始准备，而且已经确定当晚发表、次日见报。疑问是同样的：如果不是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前李鹏已经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邓小平一定赞成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决定？为什么李鹏不稍等几个小时，在他见了邓小平之后，再来发动所有这些行动？

这里还有第七条旁证。有研究提到，存在一份「中央、国务院四月二十四日特急电」，编号为「中发电（一九八九）四号」。[注20] 李鹏此书也说，四月二十三日，李鹏和乔石商量向各地发出一个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按上下文看，这好像说的是他们用电报向各地传达赵紫阳的三条指示。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不管是不是违心也好，李鹏二十三日在采取动作以贯彻赵紫阳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二十四日的常委会上，他忽然有了底气，可以完全抛开赵紫阳的看法，主导常委会做出强硬决定？

篇幅所限，我们这里姑且不再列举更多的旁证。总而言之，根据李鹏此书「四月二十三日」相关记载的指引，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采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四）政治权力与宪章制度

从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不过三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差，为什么要做这个手脚，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间的活动？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为了掩盖这次镇压学生运动的决策不合乎中共的合法程序这一真相。

根据李鹏本书提供的相关信息和我们上面的分析，真实的历史事件表应该是这样的：
·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举行，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治丧和悼念活动告一段落；
·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紫阳离开北京出访北韩；
· 当天晚上，邓小平向李鹏下达旨意，宣布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鹏与姚依林、万里、宋平谈话，传达邓小平头天晚上的谈话精神，为主导晚上的常委会会议预作「串连」；
·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李鹏紧急召集政治局常会碰头会，贯彻邓小平指示，就此作出三项决定（发表社论，举行大会，成立 「中央制止动乱领导小组」）；
· 四月二十五日零时，胡启立通知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次日开会；
·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八时半，胡启立召开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领导人会议，贯彻上述决定精神，并准备当天晚上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
·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传达邓小平意见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由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通讯社向全国播发。

其中，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是不是再次与李鹏、杨尚昆谈话，听取他们对头一天晚上政治局常委会情况的汇报，对事态发展已经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根据这里的时间表，是邓小平决策在前，政治局常委会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开会接受这一决策在后——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合法决策程序的。[注21] 官方隐瞒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邓小平谈话，强调（或者编造）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的邓小平李鹏会面，就把事实改变为：政治局常委会决策在前，邓小平次日表示赞成这一决策。这样一来，邓小平的超级政治权威地位固然还很明显，但程序上总是比较尊重党章所赋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权威了。

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群众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

根据本书，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上午，邓小平宣布，江泽民当总书记。从这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其间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从六月一日邓小平当面告诉江泽民要他担任总书记算起，这之后也还隔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正式」就任。李鹏记叙说（本书「五月三十一日」一节），这是因为江泽民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本书第五章开头（「六月十五日」一节），李鹏更明确强调：「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

有意思的是，包括邓小平和李鹏在内，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反驳或者批评江泽民这个说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才宣布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经挑破，他们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下台是违反党章的。根据赵紫阳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王任重、丁关根作为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第一次与赵谈话，就透露说，邓小平对这两位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注22] 邓这个话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一贯举重若轻的邓来说，仅仅有这个话，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问题，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块心病。

党的章程是党内的宪法，不合党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事实上一下捅破了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是不合法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极力掩盖这一秘密的作为，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学潮一开始就对学潮高度反感、极度惊恐：他们认为，悼念胡耀邦，就是抗议他们的不合法作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战他们的不合法权力。声气相投，回到我们开头的发现，即李鹏四月十六日下午在北京下飞机伊始，他之所以顿即认为昨天刚刚开始出现的学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是「攻击邓小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在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和他们所信任的李鹏等人看来，就是直接挑战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他们知道，这种架构和机制本来就是不合法的，这种挑战事实上打到了他们最为阴暗、最为薄弱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一开始，就聚焦到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和程序性上面来了。不管学生方面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邓小平、李鹏的方面却是充分自觉的，自觉到了非掩饰不可的程度。

邓小平非法行使权力，迫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不合程序地下台，从而引发在胡耀邦去世时兴起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为了维护和维持自己的非法权力，邓小平必然坚决压制学生运动，于是认定学潮是「旨在打倒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邓小平又要掩盖自己的非法决策权力，于是我们看到当局隐瞒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决策这一历史事实——现在，揭破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就凸现了一九八九年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合法与不合法之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的权力是合法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是合法的；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力是合法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和总书记赵紫阳的权力是合法的。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把人大常委会要行使权力说成「要害是夺权」（本书「五月十日」一节），似乎完全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邓小平把民众表达意愿看作是「反革命动乱」, 似乎根本不晓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并在矛盾激化的时候进一步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时，在邓小平、李鹏、姚依林等那里，他就被怀疑是鼓动学生挑战邓小平非法权力的阴谋家，是要取代邓小平那非法的所谓「核心」地位的野心家，因此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注23] 悼念胡耀邦，就是挑战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非法权力；民主与法制，都是程序政治，那更将彻底颠覆这种非法权力。从合法与不合法之争，到民主与专制之争，中间没有什么鸿沟，这正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发展的历史轨迹。

（五）试解历史疑团

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眼里，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有很多谜团。而上面的真相一经揭露，很多谜团就迎刃而解了。这里试举两例。

我们知道，悼念胡耀邦，是一九八九天安门群众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不是允许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是高层分歧的最初起因。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从事情一开始直到最后的血腥结局，我们看到了一系列难以理解的现象：一边是中共中央和中共执政的政府在举行隆重悼念胡耀邦的大会，一边是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中共执政的政府总理（李鹏）强烈要求中共中央第一号人物（赵紫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学生和民众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一边是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肃穆悲痛状出席胡耀邦悼念大会，一边是他们私下质疑为什么要把「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么高」（本书「五月四日」一节）；一边是这些「对党忠诚」的领导人怀疑赵紫阳发动了对于胡耀邦的群众悼念活动，另一边他们又同时表白说他们同情胡耀邦而赵紫阳是对胡耀邦落井下石的人；一边是新被选择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明确批评当年搞掉胡耀邦的动作不合党章，另一边则是这些选择了江泽民的人正在动用军队来镇压那些同样认为胡耀邦下台是冤屈的天安门抗议民众。

同样，在李鹏此书中，这种矛盾也在在呈现：李鹏开始就指出，他「虽然不赞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对胡耀邦去世也「感到非常悲痛」，并用了一些笔墨来赞扬胡耀邦。可是，全书再三强调，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为胡耀邦鸣冤叫屈」。在「前言」中，我们更明确读到：「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都不能理解这种逻辑。他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为胡耀邦——吴注）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注24] 一句话，为什么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在本书中，我们多处读到，李鹏非常担心赵紫阳会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四月三十日」一节），自己在高层会议上也不断重申不能承认「非法的学生组织」（「五月一日」一节）。我想，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共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剥夺民众的组织权利，决不允许自发、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存在。这关乎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则。可是，我们还读到，当学生请愿书不再提为胡耀邦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时，李鹏却认为学生的要求「调子降低了」（「五月二日」一节）。胡耀邦去世前毕竟还是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局刚刚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可是，为胡耀邦平反，居然比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对当局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关节，我想现在应该很明白了：是不是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这毕竟意味着掌权者有合法权力决定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而为胡耀邦平反，则意味着判定，那种迫使胡耀邦下台的权力和制度，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而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注25]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注26]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压。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五月十六日谈话还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四月二十一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五月十七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似乎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谈什么合法、非法？但凡讨论这个问题，就等于凸现了邓在包括迫使胡耀邦下台等问题上的作为的非法性，那就是挑战邓的超乎包括宪法、党章等所有法规在内的「核心」地位。

中共政治的一个最大吊诡之处，正在这里：它有一整套宪法、党章、法律、程序，还有一整套民主的说词，这套说词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到了宪法和党章之中[注27]；但是，真正的政治权威，其产生、运作、认知现实和决定政策，都和这套包括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等等在内的「宪章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更有甚者，谁强调中共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宪章制度」，谁就会被中共政治权威的真正拥有者认定是敌人；同时，另一方面，中共政治也决不会拿掉这套「宪章制度」而另为那种政治权威立一套可以公开的说词和章程。这里有重重迷宫，也可以是重重陷阱；这里有无尽奥妙，几乎都无法言说、更不能言说。根据宪法和党章，非法者知道自己非法；但宪法和党章无关实际的政治权力，所以实际权力拥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是超越法与非法的。你说他非法，就像学生要求为胡耀邦平反所蕴含的，当然罪该万死；你说他合法，就像赵紫阳那样，既通过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而为邓小平个人作出这样的解说，也试图通过与天安门运动相配合来推进民主和法治，从而为中共政治制度作这样的解套[注28]，那也一样罪该万死。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政治中的最高权力超越任何「法」，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你和他谈论合法非法就是挑战他。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等于说，毛认为自己就是天、就是法。打倒刘少奇，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只需要动一动自己的小指头。邓小平搞掉胡耀邦，就是毛打倒刘的那一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

同时又可以说，这里的逻辑很复杂：究竟谁是「他」？「他」有其个体的人身表现，也有其权力架构、基本制度的体系化身；两者之间难解难分。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李鹏原注）和赵紫阳」（本书「五月十九日」一节）。这个话，也是毛泽东当年「炮打司令部」的翻版。过去毛泽东怀疑刘少奇可能会替彭德怀翻案，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邓小平怀疑赵紫阳可能会替胡耀邦翻案，也必欲除之而后快，也不惜策划同样惨绝人寰的天安门暴行。就「他」的个体人身表现而言，究竟谁代表党中央？党章中有答案，但是，你不能相信党章中的答案。李鹏说：为胡耀邦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讲的是「他」的架构、体系化身。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宪法中没有答案；即使有，你也不能相信那个答案。谁相信党章和宪法中的答案，谁就是敌人；谁要求落实党章和宪法的答案，谁就是「进攻」。

还有更复杂的一层：这种政治又绝不肯放弃自己所编织的那一套宪法、党章、民主说词等等。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当他确定你是敌人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是他的敌人；他说你是宪法和党章的敌人，是党、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尊重宪法和党章的人，必定被政治权威变成宪法和党章的敌人，这是中共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它深奥、复杂、难以理解的一个原因。

李鹏此书明确透露，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北京部分地区军事戒严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五月十七日」一节），也是六月三日天安门「清场」方案的最后批准者（「六月三日」一节）。据李鹏记述，邓小平明确说了，「要准备流点血」，不能不使用杀伤性武器（「五月十九日」一节）。可是，这不是杀人，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为保卫社会主义而英勇斗争。专制政权杀人，往往激起人民的反抗，也会受到民主国家的谴责；但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就不一样了。国际社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搞错了情况，还是赶快加入到这个政权的繁荣事业中来更好；很多二十一年前在北京游行示威、高喊「李鹏下台」的人们，现在一定同意李鹏此书的观点：历年来的实践证明，「平息这场动乱和暴乱」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本书「前言」），中国因此成了「被世界上公认的令人羡慕的国家」（本书「后记」）。如果没有那一套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那些实际上是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会这样自感无限荣光到「令人羡慕」吗？诚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来，国内国外无数的人，在那从死亡所开始的所谓生活的教育下，看来早就明白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迟迟未能揭示的真谛：在中国，管什么宪法和党章，管什么合法或非法，只要认准并跟紧真正的政治权威，「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中国的麻烦就没有了，中国的盛世就降临了。所以，自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中国就成了一个非法压倒合法的世界，一个谎言掩盖真相的世界，一个权力践踏民意的世界。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围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所展开的政治图景，凸现了两个最为基本的政治问题：一个是国家权力与民众意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宪章制度作为基本规则（在中国，这包括宪法、党章等）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学研究中，前者一般被概括为国家（the state）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注29]后者则是近年有关institutions的研究复兴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注30]在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得到较多的重视，[注31]虽然相关研究也还需要继续拓展和深入；而关于「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宪章制度」与真实权力的互动，则还十分薄弱。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研究资料的相对匮乏，特别是高层权力运作的状态难以为研究者所了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制约。现在，李鹏此书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既有助于解开一些历史谜团，更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后一个问题，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研究中的重要性，理解这两个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沿着这个研究方向，本文仅仅做了初步的、肤浅的尝试，更多的努力有待来者。

二零一零年五月底六月初，于太平洋另岸「桴浮书屋」[这个书屋的名字够酸的。]

「导言」作者简介：

吴国光（见图），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政治制度及其转型、中国对外关系、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着有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以及中文和英文论文多篇。

注释：

1 江迅，〈李鹏《关键时刻》的关键〉，《亚洲周刊》，2004年3月28日，页36—39。
2 例见：Li Lu, Moving the Mountain (New York: Pan Books, 1991); Shen Tong, Almost a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Eddie Cheng, Standoff at Tiananmen (Sensys, 2009)；刘刚，《天安门，路在何方》（香港：英华出版社，2009）。
3 例见：严家其，〈又一次北京之春〉，〈六三之夜〉，均载严家其，《政治多么简单》（台北：正中书局，1992），页226—46，248—52；包遵信，《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7）；张伟国编，《钦本立的擦边球》（布鲁克林：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2000）；高瑜，《我的六四》（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2009）。
4 例见：Harrison E. Salisbury, Tiananmen Diary: Thirteen Days in Ju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5 例见：丁望，《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95）；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6）；卡玛、高富贵，《天安门》（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洛杉几：真相出版社，2004）；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天地图书，2009）；Roger V. Des Forges, Luo Ning, and Wu Yen-bo eds.,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Chinese and American Reflec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Craig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 例见：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Oksenberg ed.,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Theodore Han and John Li eds., Tiananmen Square Spring 1989: A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张良编，《中国「六四」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7 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并见：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eds.,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8 例见：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袁立本，〈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真相〉，载唐绍明主编，《平暴后的反思：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页3—33。根据李鹏本书透露，这些出版物的目的是要「揭露」坏人以「争取舆论」。
9 这一系列着作包括：李鹏，《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李鹏，《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李鹏，《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李鹏，《和平与发展：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0 引号内为李鹏原话。以下所引李鹏此书内容，在我的行文清楚交代时间的情况下，读者可按照这个时间交代，查阅此书相应日期的一节，不另行注明（比如说，本句内容，见李鹏此书「四月十六日」一节）；在时间交代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以括号注明所引内容出自此书某日期的一节，不另加脚注。
11 书中多处显示李鹏对于姚依林的尊重和信任。在「五月四日」一节，李鹏记叙说，「（姚）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这场动乱是不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李鹏评论说：「姚依林是一位老同志，并且久在中央工作，斗争经验丰富。他的两点质疑，确实发人深省。」
12 一个简单但可能很重要的解释，是李鹏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在本书「六月十五日」一节，在谈到阎明复的时候，李鹏在记叙了阎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背景之后写道：「我真无法理解，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革命家庭出来的人，在关键时刻立场不稳，竟站到支持动乱一边去了。」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李鹏对于自己家庭背景的重视，特别是这种背景与自己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关联。
13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2。
15 同上，注3。
16 在这一节，李鹏写道，胡耀邦在政府中没有职务，学生因此不应该向作为政府总理的李鹏递交有关胡耀邦的请愿书，他们应该向总书记提出有关党务的问题。
17 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页57。
18 上书，页58。
19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页32。
20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页122。
2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9月6日通过）（此章程在一九八九年为有效章程——吴注）第二章第十条第三款：「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一款：「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三）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第三章第二十条：「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第三章第二十一条：「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页105、108。
22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58。
23 参见李鹏本书「前言」，那里这样不点名地讨论赵紫阳在「这场动乱」中带给「我们」的教训。
24 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5。
25 上书，页66。
26 上书，页66-67.
27这些东西，在政治学中，都属于institutions 的范畴——汉译一般用「制度」一词，但它明显与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制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我这里试用「宪章制度」一词来表达其涵义。在下文中，除非另外说明，我一般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所谓「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的学术传统内使用「institutions」 (也即我所说的「宪章制度」)的概念，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关于界定和阐述这一概念的相关文献，例见：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8 这里的「制度」一词，是在当代汉语一般意义上使用的。
29 例见：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例见：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 Campbell and Ove K. Pedersen eds.,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1 例见：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Andrew Walder,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8, no. 5 (Sept./Oct. 1989), pp. 30-40.